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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2月1日将新冠肺炎疫情认定为威胁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多国对中国发布了不同程度的旅行禁令。旅行禁令是一把双刃剑，在遏制疫情更快蔓延的同时，也阻挡了国际间的人员交流，同时还破坏了禁令发布国自身的正常经济秩序。

事实上，通过全球性生产网络，各国经济已经深度交织在一起。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称“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就业岗位回流到北美”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由全球价值链构成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进口的大多不是消费品，而是用于本国生产流程的“中间产品”。凡是扰乱进口的东西——无论是关税还是病毒——都会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损害制造业。

——保罗·克鲁格曼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最终产品，也凭借其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连结全球生产网络各个节点的“枢纽”，成为世界各国企业重要的中间产品来源地。因此，中国经济暂时受挫，以及人为切断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往来，必将对全球宏观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由贸易数据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近年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更加剧了企业外迁的趋势。但从全局来看，并非整个产业链或者生产网络流出中国，而仅仅是个别对劳动成本和关税比较敏感的生产环节对外溢出。在将生产环节移出中国的同时，这些企业的上游中间产品供给却仍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网络。

以越南为例，在中国企业扩大对越南投资的同时，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也在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对越出口和贸易顺差较2018年分别增长138亿美元和139亿美元，从越南的进口反而下降了约1亿美元。

与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造成的生产网络重构不同，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暂时“停摆”，会直接冲击全球生产网络的系统性重要节点及枢纽。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中间产品下降；进而在一段时间后，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也将出现下降。比如湖北省GDP虽然只占全国的4%左右，但武汉是中国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中心，也是芯片产业的战略城市之一。随着复工时间的推迟，中国对日本、韩国、欧洲、南美等地的中间品出口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由于无法获得产自武汉的零配件，被迫暂停韩国国内的汽车生产线。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正在考虑扩大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疫情结束之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许才正式开始，中国经济将在那时面临真正的严峻挑战。

首先，要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渡过当前的困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确保传染性疾病不在本国爆发，但疫情爆发后的应对措施则体现了生产网络抵御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其次，中国将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降低疫情爆发的概率，并进一步完善国际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这次疫情的爆发，暴露了全球在预防和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提醒全球必须正视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应主动通过加大对外投资，扩展并“备份”自身的核心生产网络，增强国内生产网络的安全性。国内生产网络的备份越充分，安全性就越高，其竞争力也越强。

疫情期间，一些跨国公司酝酿生产网络重构，这可能对中国的生产网络产生“裂解”作用。某种意义上，这场疫情可以看成是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脱钩”的一次压力测试。全球制造业集聚，固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崛起所依赖的不仅是日益成长的GDP规模，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开放、安全且高效的中间产品生产网络。维护这个生产网络的开放和安全是中国的大国责任。这可能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发展项目成败的关键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