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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皆因我国已经处于发展的历史关节点，如不能正确研判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窗口就会稍纵即逝，将直接影响乃至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回望百年前，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不堪一击，被强行拖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国人心目中的帝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核心位置似乎出现了飘移动摇。从器物自卑、制度自卑，最终到文化自卑，一个领先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帝国瞬间崩塌，实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党更替、军阀混战，以及随后的日本侵略、国共内战，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愤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日益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累积，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持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支撑的文化自信，以及植根于此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全球经济版图、地缘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分布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荡效应。

　　我们要看到，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种不适应、不对称，体现到外部，进而演变为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径，这股逆流扰乱全球治理，威胁世界和平稳定，中国首当其冲；这种不适应、不对称，反映到内部，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交织重叠、同频共振。

　　中国的崛起所引致的一系列外部、内部的不适应，其实仍是一种“冲击—反应”模式。百年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体现的是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华文明的被动“反应”，今日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中华文明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全球性包括中国内部的“反应”。在这一“冲击—反应”模式下，如何做好充分的全新的应对，应对前所未有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应对前所未有风险挑战之严峻，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两个“前所未有”，但对于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党中央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形势之下，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是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余年，如果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分界，则可将改革开放划分为两个有所不同但前后相承相继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所谓以开放促改革，就是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要打开国门，引进国际金融资源、人才资源、新的科学技术等。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开启新的航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其鲜明特征之一，即以改革促开放。目前我国国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已与4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为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推进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足够的腾挪回旋余地。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提速，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既为低端产业链区域留下了需要国际产能填补的空白，也为高端产业链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广阔空间。通过体制机制的创设及优化等深层次制度性改革，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的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关键就在于能否以最低廉的成本获取技术的进步。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索罗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但全球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试图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创新的黑匣子难题。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我们列出的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增长的原因，这些是增长本身。”新近兴起的以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制度增长学派认为，以规则、规章、法律和经济政策等为代表的制度，是经济增长和跨国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投资于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而且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当下的中国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前所未有”，是基于对当前复杂严峻国内外形势的科学研判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判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节点、转折处，其沉郁的忧患意识，厚重的家国情怀，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指引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向前。（作者杨英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学习时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