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冰鸿 授权 李晓鹏博士 公众号发表 微信:worthsoft
这一次新冠疫情来势汹汹，中国大多数行业一度停摆，除少数生产口罩，防护服，洗手液等防护用品的工厂外，制造业更是基本停工，目前虽然疫情大体控制住，企业逐步复工，但是依然有很多企业没有复工，已经复工的又发现没有订单，无事可做，从招人难变成找订单难。在疫情爆发之初期，就有很多人担心，以全产业链为标志的中国制造业会不会流出中国，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幸灾乐祸地宣称，中国爆发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令很多人中国人十分气愤。然而气愤是无用的，要想解决国人的担心，那个问题必须得到彻底的回答。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认为，答案比较乐观。制造业肯定小部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不会发生大规模转移。不仅如此，中国还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让我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如果中国的制造业发生大规模转移，会转移到哪些地方去呢？毫无疑问，不可能是发达国家或者与中国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必定是现在的工业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国家，包括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印度，以及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目前的人均工资水平不如中国，一般在 50%甚至三分之一的水平，印度工人的收入水平甚至只有中国工人的五分之一。低工资对于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十分有吸引力。因此，转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汪涛提出的工业革命的波浪模型，工业革命的浪潮来到中国，几乎是个必然事件，其离开中国，转移到下一个工资洼地，也是必然。
有很多自媒体，比如乌鸦校尉，认为，中国制造业之所以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国家，是因为主要的转移目标是越南，泰国，印度这几个国家。越南和泰国这几个国家太小，不足以承接全部产业链，而印度的基础设施太差，工人教育水平太低，文盲太多。这些说法粗看有道理，其实很容易反驳。越南和泰国这些国家，虽然每一个国家体量都不大，不可能承接全部的中国产业链，但是现代工业本身就是高度国际化分工的，没有必要以一个国家承接全部产业，东南亚这十几个国家加起来，人口和国土面积都不比中国小，从而发展潜力也不小于中国。单从这个因素看，似乎把中国的全部工业都接手也没问题。而印度的基础设施差，工人文化水平低，文盲多这些情况，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也同样存在。所以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有这些差别，那么可以说，低端工业转移到包括印度的东南亚国家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何我认为情况乐观呢？因为在这些表面的差距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中国独有的，然而是关键性的因素，使得中国能够留住主要的工业产业链，并且能够晋级到发达国家。
一、中国的基础设施优势其他国家很难追赶
现代工业的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网络，金融体系。这五大因素除金融外，都是依存于土地的，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土地国有制度，所以在中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阻力小速度快，力度大，普及度高，中国发电量世界第一，供电稳定，极少停电，而发达的美国，大停电事件屡见不鲜。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高铁运营里程世界第一而且占了全世界的 70%以上。全世界 500 多万个 4G 基站，中国占了 400 万个。发达的网络催生了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还成为第一个成功走向世界，征服美国市场，令社交霸主 facebook 不得不动用政治说辞试图打压的互联网产品。在印度这些国家，由于土地的私有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困难重重。印度建国时继承了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 5 万英里的铁路，至今还是那些路，基本没增加。不是印度人不想增加，而是太难。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除越南外，也都是跟印度一样的民主国家，土地私有制度，这就决定了他们存在同样的困难。越南的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与中国类似，但是越南体量太小，不足以全面取代中国。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都是完全开放式的金融体系，完全与欧美融为一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工业发展，每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积累的风险和问题，就会遭到欧美对冲基金的狙击，受到巨大的损失，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客户流失，效果虽然到不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地步，但是要好多年难以恢复。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而中国是半开放的，没有开放货币的自由兑换，这虽然使得很多富人缺乏安全感，发财以后喜欢把资产转移到英国美国去，但是也构成了强大的防火墙，避免了游资大举炒作国内资产，避免了对冲基金的突然狙击，而是可以自己关起门来慢慢解决问题，通过平滑的去产能或者升级换代，释放积累的风险和缺陷。
水，电，路，网络，金融体系这五大基础设施的优势，其他国家几乎很难模仿，因而难以追赶。
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模式其他国家难以效仿
与科斯，弗里德曼同级别也是好友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独具慧眼，发现了中国的这种模式，并且定义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在其名著《中国经济解释》中有详细论述。简单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在需要发展经济的时候，以GDP 为考核目标，各级官员在事业，晋升这些官场最强大的驱动力下，手握土地，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武器，把前来投资的企业家当爷爷哄，当情人爱，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招商引资效果全球第一。而且，并不是只存在竞争。一旦某个地区某种发展模式取得明显的效果，中央就会组织其他地区前来观摩学习，将其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进一步，中央还会把先进地区的干部调任到落后地区，通过取得成功经验的干部的亲自实践，来帮助落后地区，使其快速跟上。这样，就使得全国的发展速度，都能大大加快。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能实现稳步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的伟大意义，可以摄像一下企业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举例来说，现在手机行业，苹果，华为度非常厉害，其工业设计，技术研发能力非常强， 而 oppo，vivo 的渠道，广告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各自占领了很大的市场，拥有巨大的销量，赚的盆满钵满。而锤子手机，360 手机却不具备这些能力，黯然退出市场。锤子手机创始人罗永浩也成了笑话。那么，如果华为，苹果分别派出最精锐的技术研发队伍和工业设计队伍来帮助研发锤子手机，opo 派出广告精英来帮助锤子做广告，锤子难道不会迅速推出一流的手机，跟上队伍吗？真实的世界中，后发企业是通过从领先企业挖人来实现这种知识和经验的复制的，但是由于受到财力，知识产权，竞业禁止等诸多限制，挖人也是没那么容易的。微软被谷歌挖走李开复，就把谷歌告上法庭，谷歌花费上千万美元才了事。那么，如此昂贵，艰难的人才和经验的转移与复制，被中央政府免费安排给落后地区，还带资金，项目一起去，这个价值有多么巨大，怎么衡量也不过分。这也是中国各地实现均衡发展，全国快速进步的秘诀所在。
但是，这种模式，在一般的民主国家确实不可能模仿的。因为民主国家，地方领导人一般都是从当地人中，由当地人选举出来的，虽然也存在人才的流动，经验的复制，但是各个地方法律都不一样，也不存在中央的主动安排，最终复制与转移的力度远远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这样必然造成好的经验难以快速复制和推广，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越老越大的现象。那么整体来说，作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难以快速提升的，因为大部分地区在拖后腿。
三、中国对于资本更友好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工人纪律性很强，善于服从，争取自己的权益主要靠媒体呼吁，政府协调等方式。这样，就避免了美国出现的恶性工会的现象。其实美国在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美国的现象，就是因为美国的工会太强势。强势到什么程度呢？以通用汽车为例。
美东时间 2019 年 9 月 16 日零时，在 UAW 的号召和组织下，近4.8 万名美国通用汽车员工参与罢工。这是自 2007 年来在通用发生的首次罢工，通用在美国 9 个州的 33 个制造厂和 22个零件配送仓库也因此关闭
此次 UAW 在美国通用罢工人数高达 4.9 万，据花旗集团预估，罢工期间，通用汽车每天损失高达 1 亿元的营业收入。
而几乎同一时间，通用在韩国的工厂也传来噩耗。据外媒报答，通用（韩国）工会因通用拒绝上调基本工资，且连续两年取消奖金，将以罢工的形式维权，这是通用汽车进入韩国以来首次员工全面罢工。
此次 UAW 在美国通用罢工人数高达 4.9 万，据花旗集团预估，罢工期间，通用汽车每天损失高达 1 亿元的营业收入。
而几乎同一时间，通用在韩国的工厂也传来噩耗。据外媒报答，通用（韩国）工会因通用拒绝上调基本工资，且连续两年取消奖金，将以罢工的形式维权，这是通用汽车进入韩国以来首次员工全面罢工。
工会罢工真的是正常维护自身利益吗？如果要求合情合理，通用方面又何至于摔破坛子斗到底？据了解，起初通用（美国）拟定的新合同希望工人自付医疗费用从目前的 3%-4%提升至 15%，工会认为增加了工人负担拒绝接受。但实际上，即便增长为15%通用也无比厚道了，因为在美国工人自付医疗费用的平均水平是 28%。
再例如工会要求通用将所有临时员工全部转正，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在通用拒绝后，部分工人甚至出现暴力破坏行为。工会所谓的争取工人利益，在很多人看来根本站不住脚，甚至是变质的维权，贪婪的榨取。
早在1936 年，通用汽车就已经有了与罢工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当时，工人们在通用汽车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几家工厂举行了长达 44 天的静坐罢工，停工人数高达 13.6 万人，导致 28万台汽车停产。本想与工人们对簿公堂的通用汽车最终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施压之下坐到了谈判桌前，与刚刚成立不久的 UAW达成协议，承诺不歧视参与罢工的工人，并将员工时薪提高五美分。
1936 年，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通用汽车工人们静坐罢工
六十年后的九十年代，通用汽车再一次被罢工压得喘不过气来：1996 年，工人们在俄亥俄州的两家工厂举行为期 17 天的罢工，导致通用汽车税前利润直减9 亿美元，北美地区业务几乎陷入瘫痪；而光是1997 年一年里，这一全美最大汽车制造商就遭遇了六次罢工。
随后的 1998 年，当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 31%份额的通用汽车又一次在弗林特撞上“罢工滑铁卢”， 逾 5 万员工长达54 天的罢工令通用损失惨重，20 亿美元说无就无。
到了 2007 年，通用也没能逃过罢工的魔爪——80 多家美国工厂被迫停产，一天的亏损超过 3 亿美元。
2009 年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工会造成的高工资高福利，使其丧失了竞争力而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紧急救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成了众矢之的。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过“通用就死在工会上面，去美国建厂如果工会进来，我就不做了。”美国作家费奇便曾在书中写到“美国的 2 万多个当地工会，像封建领主一样，有自己垄断的地盘。”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成为某一企业或产业劳动供给的垄断者，从而拥有了市场力量。利用这一垄断地位，工会迫使企业提高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在工会运动早期，工人薪水低廉，劳动环境恶劣，工会利用劳动供给的垄断力量为工人争福利，能获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现在的工会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和公有部门，工会会员不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薪水和福利已经大幅高于美国雇员的平均水平， 成了利益集团的成员，但工会还企图利用供给垄断力量索取更多的好处，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是，西方国家和实行西方模式的东南亚国家，工会已经成为一直独立的政治力量，社会对其无可奈何。
过于强大的工会逼得企业成本高企，资本无利可图，只好夺路而逃，去往中国。剩下的逃不了的资本，就进入金融行业。所以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金融业太发达造成的。金融业发达本身是有利于实业的。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就是因为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的通畅的融资渠道，使得大批企业得以疯狂生长。而中国的页岩油行业发展缓慢，就跟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中小企业缺乏创新所需的资金有关。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此处不细说。美国金融业过于发达，是制造业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国过于发达的工会，早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够左右大量的选票，政客不敢招惹。虽然里根曾经进行打压，但是已经成了气候，美国人已经拿它没有办法了。
既然是这种情况，企业留在中国，进入中国，都有充分的理由。至于所谓全产业链，其实并不构成真正的壁垒，最多能起到延缓迁移速度的作用，毕竟中国也是从零成长起来的。
四，中国不仅能够避免工业大规模转移，还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达国家。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停滞了，长期停留在中等国家的阶层，后发国家实现阶层跨越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非常少，只有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这几个。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内外关于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国家陷阱的研究也非常热，国内也存在普遍的担心和焦虑。
跌入中等国家陷阱几十年出不来的国家，典型如墨西哥，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在 20 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排名第八的发达国家，但是最近几十年已经成为不可不扣的中等收入国家。
通过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理论和案例，我确信，中国能够避开这个陷阱。原因是，所有陷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都是在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以后，高端产业起不来。所有实现了跨越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实现了高端产业的突破。比如日本的电子行业，材料行业，韩国的半导体行业，台湾的半导体代工行业，都做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走向了富裕和发达。那么，为什么日本韩国都能突破，而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国家不能突破呢？原因当然是复杂的。简单来说，日本和韩国，都是东亚国家，虽然是民主体制，但是集权程度相对比较高，而韩国在经济腾飞期间是军人独裁制度。通过产业政策，日韩都扶持了一些大的标杆企业，如日本的东芝，三菱，韩国的三星，现代，LG。其实一个企业要想发展的好，主要就是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和企业家这四大因素。有才能有梦想的企业家，在拿到充分的资金，同时外部环境又存在巨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人才和技术自然也能找来，企业自然就能发展起来。韩国对于大集团的扶持，使得三星，现代这几个集团能够得到充沛的资金支持，这几个企业的掌舵人又恰好是有才干有梦想的企业家，通过抓住国际市场的机遇，把企业发展成国际一流的企业。整个国家也成为发达经济体。
以韩国三星的发展为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仙童半导体（Fairchild）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东南亚等低价劳动力国家，以降低其生产成本，韩国从这一趋势中获益，但仅停留在经济层面。OECD（经合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于这些美国投资者的子公司而言，韩国只是“飞地”，对于韩国的技术进步未起到任何作用，“他们只是专门从事简单的晶体管和 ICs 的组装，用于出口，所需的材料和生产设备都是进口的”。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三洋(Sanyo)和东芝(Toshiba)等日本公司半导体公司也开始在韩国投资。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韩国的半导体工业仍然非常局限，只是一个简单的、劳力密集的组装节点。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外部世界市场环境变化以及韩国工资水平的提高，韩国轻工业产品出口比率大幅下降，外债也上升到危险的水平，韩国经济受到威胁。
为此，韩国政府在 1973 年宣布了“重工业促进计划”（HCI 促进计划），旨在通过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1975 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强调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
韩国政府还组织“官民一体”的 DRAM 共同开发项目,即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发展DRAM 产业。在半导体产业化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推进“政府+大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的高效融合。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还将大型的航空、钢铁等巨头企业私有化，分配给大财团，并向大财团提供被称为“特惠”的措施。
1974 年，主营黑白电视机代工的三星电子进入了半导体行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三星生产的晶体管烂到自己集团都不用。但即便如此，1980 年三星还是决定进入 DRAM 领域，并在 1983 年 2 月正式进军半导体。那时日本和美国的半导体公司杀得兴起，没有人把 4 线工厂三星放在眼里。然而不到一年，三星依靠从镁光买的技术、美国和日本天价挖的人才，以及韩国的农村妇女，让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生产出 64KB DRAM 的国家。
1984 年，三星建成了他的第一条 DRAM 生产线。也是那一年，半导体进入衰退期，存储芯片价格暴跌，售价不及成本的三分之一。大量的半导体公司亏损、倒闭，三星却堵上身家性命开始大建工厂、疯狂增产、研发新品。这就是人类科技史上著名的半导体反周期操作。
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无数次濒临破产的三星熬垮了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并在 1993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存储器芯片厂家，此后一直统治这个行业.
《经济学人》在 1995 年的文章中评论称，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工业的发展得益于HCI 促进计划，由于如此庞大的资源集中于少数财团，他们可以迅速进入资本密集型的DRAMs 生产，并最终克服生产初期巨大的财务损失
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却没有发生。这些国家没有采取日韩模式，集中资源扶持大企业，使其具备进行国际竞争的能力。企业必须完全靠自己，成长速度较慢，一旦错过产业成长的黄金时期，就会永远错过。
而且，拉美还发生了民粹主义主宰民主政府的现象，政客为了选举利益，用高福利吸引选民，耗尽了财源，导致币值崩溃，经济萧条。为了搞钱发福利，把很多行业暴力国有化，引发被驱逐资本的母国，一般是欧美国家，对其进行经济制裁，这也使得其工业发展受到很大的打击。
经济学家樊纲、张晓晶的分析表明，对拉美影响深远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是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福利赶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拉美的发展历程，其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二是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三是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所谓民粹主义，泛指那些为了拉选票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简单迎合一些人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主张。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主要指的是牺牲经济长期发展，在短期内过度实行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二战后，拉美经历了人口剧增阶段，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进口替代战略以扭曲市场为代价，最终导致拉美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并不能找到工作，于是形成大量失业者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进而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他们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
拉美经济赶超的另一方面就是国有化战略，即想办法摆脱外资依赖，通过政府主导来推进工业化。
拉美依赖外资，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殖民地），另一方面也和拉美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有关。
正因为外资依赖成为问题，民粹主义便以敌视外资、强调国有化而赢得民众的支持。
比如拉美一些资源出口型国家（如委内瑞拉）都开始向左转，实施国有化。
一段时期以来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形成的较严重的外资依赖，成为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重要理由。
民粹主义的初衷是实现再分配的目标。
因此，经济赶超只是手段，福利赶超才是目的。
福利赶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加强劳工保护和增加社会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支出）。
而在 1990年代之前，增加工资几乎是民粹主义改善劳工福利的最重要手段。
拉美民粹主义政策向劳工利益倾斜，但对就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劳动市场缺少流动性，雇主也倾向于避免雇佣更多工人。
横向比较，由于民粹主义的影响，拉美的社会支出一直以来都比亚洲要高出一截。
纵向比较，1990年代以后，拉美社会支出增长较快。
个别国家到 90 年代末，中央政府层面的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如巴西 60.4%，阿根廷63.6%，智利 66.8%，乌拉圭 72.5%）。
不过，大量增加的社会支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政策与增长脱节了。
比如，增加教育的投资以及补贴，确实可以帮助穷人的孩子提高就学率，但这并不能提高他们未来的预期收入。
这是因为拉美就业创造不足，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并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民粹主义逻辑在拉美的实践，最终导致了增长陷入停滞以及贫富差距扩大。
从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拉美人均GDP 的年均增长率都在 2%—3%之间，但整个 80年代却是负增长。
90 年代略有回升， 进入新世纪，人均 GDP 年增长只有 0.2%。
而拉美贫富差距长期以来处在较高水平，进入1980 年代， 又急剧扩大。
2000 年以后，除少数几个国家基尼系数降到 0.5 以下，仍有相当多国家在 0.55 以上， 甚至超过 0.58（巴拉圭）。
严重的贫富差距是民粹主义在拉美盛行的最重要依据，但民粹主义非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因为未能促进增长，贫富差距问题没有缓解甚至恶化了。
巴西有很长的民粹主义实践史。
1970—1994 年，巴西每年 GDP 的 40.21%用于政府支出，其中 1/3用于社会支出。
而与这么高的社会支出相对应的是，此时期财政赤字水平达到 GDP 的 8.08%，超过拉美平均赤字水平的 3 倍。
福利赶超之所以导致财政危机及增长停滞，主要原因在于：
为了实现再分配的目的，盲目进行财政扩张，改善民生福利，置财政赤字增长于不顾，从而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与宏观风险；
采取大幅度提高实际工资但限制物价上涨的方法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置市场机制于不顾。
这种无视财政约束及市场机制的做法，最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跨度最长的国家之一。
庇隆执政时期（1943—1955 年）出台了养老金、医疗、住房及社会救助等一系列社会政策。
庇隆主义被视为拉美民粹主义盛行的起源， 对拉美地区有着深远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阿根廷的民粹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福利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历经周期性的左右摇摆和轮回，其最终结果是福利国家体制的失败，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日韩的产业政策，集中资源扶持一些企业，使其首先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京东方。
这本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改制后，转产液晶面板。
我记得在06 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在计算机世界等刊物上，好几次见到长篇文章，质疑京东方还能撑多久，因为京东方的初期投资不赚钱，一直在亏损。
而对于其夺取液晶面板市场的目标能否达成，也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其投产的生产线处于落后状态，比三星，夏普这些国际巨头落后几代。
之后我没有再关注过这家企业，还以为早已倒闭。
但是这几年却 吃惊地发现，京东方不仅已经实现盈利，而且已经占据大部分国产液晶面板的市场份额，并威胁到三星的市场地位。
2018 年第一季度，京东方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达到 1250 万片，超越三星、LG 位列世界第一。
这是京东方成为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四大领域出货量“全球之冠”后，又一次获得世界“冠军”。
在其长期亏损却硬撑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是关键。
2010 年，京东方亏了 20 亿，2011 年，京东方亏了 7个亿，2012 年， 拿了国家 26.2个亿的补贴，才勉强挣了 2.5 个亿。
长期的坚持终于得到回报。
现在由于中美争端，中国正在以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相信假以时日，必定会产生一批在半导体行业 y 有相当竞争力的企业。
一旦中国产生多个像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端产业崛起，中国就必然成为发达国家。
好消息是，这样的企业的确已经有一批了，例如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
当然， 还不够多。
坏消息是，美国已经惊醒，正在全力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例如，美国为了打压华为，竟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开创了为了打压一个民营企业，世界头号强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历史。
美国的第一波打击没有打垮华为，现在正在酝酿杀伤力更大的第二波第三波打击。
如果华为倒下，可能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就难走了。
但是我相信，中国也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中国也没有和不会发生滥发福利耗尽国家财源的情况。
中国对于穷人采取的扶贫措施，除了最困难人群的低保以外，主要不是直接发福利，而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其居住环境，和创造工作机会来扶贫。
例如村村通工程。
中国几乎实现了有人居住的村庄就通公路通电通网络。
这种扶贫方式，我认为比西方国家传统的扶贫模式，即直接给钱的模式要好得多。
比如在德国，法国，加拿大这些西方强国，穷人不工作，每月领 2000 元。
中产阶级辛苦地工作，每月 5000 元。
交完高额税收以后，相差无几。
等于惩罚勤奋的人，奖励懒人。
所以整个社会的奋斗动力不足。
中国基本上没有成规模的贫民窟，这就杜绝了印度那样的贫民窟无法改造，无法升级，成为永远的贫穷渊薮的社会癌症。
综上所述，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其实不是简单的因为国家面积大人口多实现的，而是通过基因变异，实现了新的生存能量汲取模式。中国这种通过基因变异实现的竞争优势，犹如人类通过大脑的基因变异实现了对其他物种的超越，从而奠定了胜局。就此而论，其他遵循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但是要想超越西方肯定没戏，因为每一个实现超越的物种，都是通过基因变异，实现了比原来的统治物种更强大的生存模式，才实现超越的，苏联算是一个基因变异失败的例子。毕竟大部分基因变异是有害的因而是失败的。但是成功的基因变异，只要有一次成功就会创造新的强大物种。目前来看，中国这个新物种，有希望。尽管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软肋和隐忧，但是都是有希望克服的。只要中国不发昏，不犯大错误，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