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兼谈，还是先说“中国赔偿论”吧。因为把这一点搞明白了，有利于大家理解基辛格博士的“治安策”。
“中国赔偿论”是随着疫情在欧美蔓延，并逐渐呈现失控状态后开始喧嚣起来的，加入这一大合唱的有政客，有媒体，也有中国国内的……嗯，汉奸，他们的确是汉奸。比如，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众议员斯坦弗尼克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对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共”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同时，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也把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与此同时，那部充满了谣言的“日记”，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成为欧美反华政客鼓噪“中国赔偿论”的有力“证据”。
这一事实，会让那些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催眠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亲眼见证什么叫“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什么叫汉奸——他们并不像电影里面那样头戴礼帽，穿一件对襟黑绸上衣，斜背一把盒子枪。120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李鸿章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答应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清廷从此彻底丧失了合法性。
今天的形势，和120年前根本不同。西方想再次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无论用武力手段还是用其他手段，都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四分五裂的西方自己做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绝不可能答应。很简单，就是为了转移舆论焦点，把应对疫情失败责任甩给中国，这样就可以摆脱社会公众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维持“普世价值体制”完美无缺的神话，以便能够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依托这一神话主导世界。
也就是说，提出“中国赔偿论”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是意识形态。
乌贼在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把海水染黑，借机逃之夭夭。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深谙这一诀窍。下面可以谈谈基辛格博士的“治安策”了。
基辛格原文名称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其中所传递出的对西方文明的深重忧患，令我想起了西汉贾谊《治安策》中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也算是当代美国版的“治安策”吧。基辛格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政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无疑是美国利益。他的长寿使他简直是像从历史中穿越过来的，他很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曾被毛主席接见并且仍然活跃的政治人物，也是美国的资深“国师”。
基辛格在“治安策”中开篇即道——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的超现实气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参加二战突出部战役的经历，当时我在第84步兵师。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听出一种陷入重围的惊恐和来自第六感的忧虑。基辛格在这里所指的当然不仅是病毒，而是指美国所遇到的内在危险，如果说是在二战、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问题还仅仅是如何战胜对手，因而相对比较简单的话，现在则是遭遇了来自内部的失败。内部的失败显然比外部的敌人更加“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并且很难被战胜。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他们的体制能够预见灾难、控制影响并恢复稳定。等到新冠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体制将被认为没能经受住考验。
对当政的特朗普和其他美国政治精英，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来说，基辛格的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他实际上指出了这样一点：应对疫情，本质是一个政治任务，结果也是政治性的，疫情有可能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所以必须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基辛格担忧的是，目前西方的政治人物都目光短浅，只考虑自身利益，他们极力撇清自己执政无能的努力，反而有可能诱发社会公众对体制本身的质疑。
基辛格提出，“借鉴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设计经验”，做到三点，包括“增强全球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适应能力”、“努力治愈经济受到的创伤”、“维护当前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等。提到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表明基辛格在美国当下的政治人物中，的确是最有历史感的。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指美国战后对西欧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经济上的后果是实现了美欧的经济整合，西欧成为美国的商品市场和最佳投资地，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了20年。政治上的后果则是保持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强化了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优势。
曼哈顿计划则是指二战中美国陆军部的研制原子弹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成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制造出了两颗实用的原子弹，分别被投掷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不仅使美国长期在核武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对他国进行核威胁、核讹诈，同时也使美国在科技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基辛格重提美国昔日辉煌，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美国象当年那样以“举国之力”应对疫情，创造并保持科技、军事、经济优势，他也委婉地批评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希望继续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忧——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如果全球从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缩，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瓦解。
这就是说，抗疫也要“政治挂帅”，不能因为抗疫需要而损害“普世价值”。令基辛格十分焦虑但不便明说的是，由于中国在这次抗疫中率先取得了基本阻断病毒传播的胜利，这不仅令西方体制显得黯然失色，也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所以，“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所以，“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失败可能会让世界万劫不复。
基辛格有些过虑了，美国与西方的失败并不等于世界会万劫不复，人类反而会有机会做出新的选择——社会主义的选择！
但是，基辛格善于一切从政治角度思考、分析问题的风格，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当面聆听过毛主席教诲的政治人物，基辛格显然牢牢记住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