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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将本文作为下篇全写完就可以了。但刚写一部分就发现每一个我本以为小设一谋的招数，真写出来讲清楚就都成惊天动地的大型战略行动了。因此分开来再增加一篇。本文成为中篇。

在“中美科技大决战（上）”（中美科技大决战（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 汪涛）里，我谈到了这次中美科技大决战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并且指出它将会使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加快20年，而这就涉及到对这场决战未来走向的分析预测问题。尼葛洛庞帝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因此，讨论如何创造出来的策略远比讨论对未来的预测有意义得多。我们说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会加快20年，并不意味着说一定如此，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因此，在这一中篇里，我们需要重点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如何去做才能实现这一预测。

本文的标题里采用了“全歼”这样的词汇，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让美国芯片业完全消失，我们也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目标：就是美国再也没有任何能力拿芯片技术对中国进行任何封锁行为。就像大豆一样，美国可以卖给中国，我们很喜欢。但如果美国不卖，我们也有大量可替代的来源。只要达成了这一点，我们就认为达成了“全歼”的目标。即使在国产化做得并不是很好的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基本可实现接近100%的国产化，但同时国外的汽车也在中国市场有很高比例的存在。我们希望未来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芯片业还是都存在，但所有芯片只要中国想做没有做不了的，随时都可用上，这就足够了。我们是要全歼其可以进行封锁的能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而不是其行业的存在。

以下我们将详细描述以什么样的战略，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达成这一目标。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个人早期工作的一个小经历。当我1984年刚从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毕业时，有很多年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带着当时极为先进的美国HP8565A频谱仪（HP公司的仪器业务后来变成现在的安捷伦）到中国各地去测量雷达和其他电磁信号，以配合卫星地面站和微波站等电信工程的建设。我那时按规定出差是没有资格乘飞机的，人生第一次乘飞机，就是因为要携带这个比人还精贵的设备从北京出发去做中国第一批卫星地面站工程中的一个，是在乌鲁木齐郊区一个叫8所的地方。

这是后来更先进8565E系列频谱仪

中国共产党从发展的一开始就是在各种严酷封锁中成长起来的，当年的根据地打破封锁的方法各不同相同，招数实在是太多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敌军对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封锁食盐等物资，潘冬子居然把食盐融化了倒在棉袄里躲过封锁检查站。有些国家对美国的封锁可能真的无解，但对中国人来说基本就是个笑话。美国的任何措施都是要经过太长时间的论证、听证会、国会辩论、投票.......然后才推出。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哪里是提前能考虑辩论完备的？但只要法案或法律一出台，后面实际执行过程中只要合法就行了，至于是否合情合理和真的有效就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封城就知道美国的所谓封锁是什么了。

只说一个即使美国知道了也难以解决的渠道。我有一哥们，我当然也不能说他是谁，知道军方需要一种高精度电子配件，但美国对中国禁运，很难买到。有一次居然发现美国旧货市场有公开销售，他就合法地在美国买下、合法地运回来、然后合法地转卖给军方了。有一次我们一起聚会时他很不解地问我，美国怎么会这样？我说美国只能控制厂家，至于人个物品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再多辩论会、听证会怎么可能想到所有一切泄露渠道。美国旧货市场原子弹都可能买到，况且其他东西。中国人能在美国极力阻挠下，把瓦良格航母从乌克兰那里大摇大摆买回来改成辽宁号航母，你还指望美国人能把放在女士零钱包里就能带走的芯片给封锁住，那不是开玩笑吗？......什嘛？要大批量供货怎么可能用女士包运回来，那当然不是了。前面不是说过，每种物资打破封锁的招数都可能不一样吗？具体每种物资如何打破封锁的招数，我当然不会公开说了。只希望美国别太多白费心思、不如有机会多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赚更多钱。只要能把核动力航母保护好，别哪天让人从圣迭哥海军基地大摇大摆买下来出口到中国就可以啦。

在看了我的“中美科技大决战（上）”之后，有人很诧异，并对中国是否能有那么强的科技实力表示质疑。客观说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果仅仅从现有中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实力，尤其人才储备来说，与目标间是有差距，甚至差距相当大的。但我为什么还是认为这场决战将使中国科技进步提前20年，因为反攻和决战阶段的实力变化，与防御阶段是有巨大的本质不同的。

战略阶段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双方实力的改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17次提到“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以最大可能地增强自身的实力，削弱对手的实力。毛泽东在该文中是从三个层面讨论中国获胜条件的。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孙子兵法》作战篇五中提到：“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一点更是充分地体现在解放战争中，这也是解放战争为何更快完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通过决战平定大局的原因所在。抗日战争刚完成时，共产党有武器装备不充分的120万军队，国民党有装备精良的800万军队。共产党是用120万军队的人才储备和资源战胜国民党的吗？当然不是，主要是靠国民党输送的人才和武器装备打败国民党的。在防御阶段，你那么弱小，对方只有少数具备很高政治觉悟和远见的人才会加入你。但当转入反攻尤其是决战阶段的时候，双方对比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胜利的一方已经开始明显表现出未来的希望和前途的代表，不仅是作为俊杰的识时务者会转变阵营加入胜利的一方，各种普通人都会对代表未来的一方心向往之。此时，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个形势，极大地提升“敌方资源转化率”，从而有效实现“胜敌而益强”。我们当然要大力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更要注重大力度地转化对方的人才和其他资源为我所用。

如果能够实现“对方的人才就是我们的人才”，“对方的资源就是我们的资源”，还有任何困难和问题存在吗？这个在防御阶段很难大规模实现，而在反攻尤其决战阶段就可以有条件大规模的、甚至全面地实现。

中芯国际为什么可以赶上和超越台积电？是大陆的人才实现的吗？当然是，但也当然不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来自台积电，现在的领军者梁孟松也来自台积电。中芯国际是靠台积电的力量和资源实现对台积电的追赶和超越。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系列文章，其核心观点当然是建立在现有大陆集成电路实力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阶段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要认清这个形势，而且要让全世界集成电路人才都认清这个形势，在其公司破产之前赶紧到中国来。

当年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叫“起义战士”，打败仗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叫“解放战士”。不管起义战士还是解放战士都是解放军，只要加入了解放军，政治地位和待遇都是平等的。有一个解放战士最后成了上将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叫徐惠滋。只不过主动加入解放军可以更早享受成为胜利者的荣耀和喜悦。让全世界所有集成电路人才清楚地知道，中国是全球集成电路一切细分领域的未来，早点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可以早一点更多地分享科技发展史上难得的一场盛宴。可以加入现有的团队，也可以来创业，分享盛宴的空间太多了。这个过程会是一场突变，任何力量都拦不住的。越多人加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就越强，从而更多人愿意加入进来。全世界的就都是中国的，所以其他一切国家集成电路的优势，就全都是中国的优势。

武功里最高的境界，就是吸星大法。只要一过招，你的功力全成我的功力，而你的功力没了，所以你有再高的武功都不是我吸星大法的对手。如何尽快练成吸星大法，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战略类似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反攻开始阶段，陈谢、刘邓、陈粟三路大军呈品字型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蒋管区，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

这次制裁主要是针对华为海思芯片更上游的生产环节。这样，华为在技术上能做出应对的事情就很少了，干着急没办法。但海思有一个很简单的招数可以应对美国的这次制裁——这次只是针对列入实体名单的“Direct Product”，如果海思的业务不再是华为关联企业，也不在实体清单里面不就得了吗？这样它的芯片就完全可以继续由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代工生产。

例如，先将海思公司股权里华为公司个人的股份剥离出来，归属到两个新成立的与华为公司完全无关的投资公司中，权且称为“A控股”和“B控股”，利用这个机会也可以把华为个人股份按照规范的方法理清楚。A控股是包含海思之外的华为人员个人股份，B控股包含海思内部人员的个人股份。剩下部分股权，其资产包含人员、知识产权、业务等（将鸿蒙操作系统也全装进来）全部出售给与华为完全无关的另外一家公司，我们权且叫它“海芯片公司”。然后A控股和B控股也等比例地转成为海芯片公司的股东。海思先变成一个有大量现金流的空壳，再将华为技术各系统产品的芯片业务通过子公司的海思向母公司并购装进去，大量现金流又进入华为技术。由此，原海思全部业务资源实现金蝉脱壳。

当然，如果仅仅是为避开美国制裁这么做似乎有些太费周折了，并且这么做也未必长期可靠。因为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决定的，它可以随时把新的海芯片公司也列入实体名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认为值得这么做，只要能避开一定时间、甚至避不开也无所谓。因为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基于避开美国制裁这个理由。

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时，华为宣布要开发鸿蒙操作系统。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从技术上说华为开发这个操作系统不会有任何困难，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技术能力，而是取决于华为能否成功建立起整个生态。后来华为表示，他们重视并且有能力建立起相应的生态。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企业结构状态下，华为是不可能建立起相应生态的。因为操作系统是底层的平台，华为自己的手机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应用没问题，但其他手机厂家与华为的手机是竞争关系，怎么可能支持这个平台呢？要想让其他产业生态支持鸿蒙系统，这个系统必须从华为体系中脱离出来。

类似的商业案例太多了。当初高通公司为建立整个CDMA的产业生态，它不仅做芯片，而且也做手机和系统。但当CDMA整个技术体系和产品体系成熟后，高通就马上把手机和系统设备业务全部剥离出售，而只专注于做芯片。如果你想在掌握芯片和核心技术的同时，又想做手机和设备，与生态上的其他依靠你芯片的企业竞争，别人怎么可能支持你的CDMA生态平台呢？

INTEL要想长期做CPU，他就绝对不能做PC。INTEL有主板业务，这是为了支持新的CPU芯片成熟，从而为其他主板厂家导入市场趟路和提供成熟方案，其他主板厂家是希望INTEL这么做的。但INTEL严格控制其主板业务市场占有率不超过10%，并且一旦其他主板厂家掌握了支持新CPU的主板产品，INTEL就主动地逐步退出相应市场。

海思的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要想真正成为平台，并且获得其他手机厂家和APP厂家支持，它就必须要让这些业务与华为公司彻底脱离关系，否则，不要去做生态的幻想。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苹果的ios也属于苹果，它怎么就能做起基于它的APP生态呢？苹果是智能手机时代的缔造者，人家乔帮主有这个特权。这不是其他公司可以简单模仿的，除非鸿蒙去成为另一个完全原创产业生态的缔造者。

如果海思的业务完全从华为剥离出来，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不仅可以提供给华为，还可以并且不仅可以销售给华为手机等BU，也可以完全放开了销售给VIVO、小米/MI、OPPO、魅族/MEIZU、联想/Lenovo、荣耀/HONOR、一加/Oneplus、努比亚/Nubia、宏达/HTC等，甚至不排除卖给三星、苹果等。

能不能这么做并不止是一个招数，而是完全取决于华为公司的战略认知和决策。它是否有可能这么做呢？当然是有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这符合华为基本法的精神。华为基本法里宣称“永不进入运营领域”，其实质号称是要用“无依赖的压力”使华为公司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的说法，设备商要想进入更多运营商，它自己就不能做运营。当年朗讯前身的贝尔实验室从AT&T中脱出来也是这个道理。无论后来朗讯做得如何，至少这个商业逻辑是正确的。其实这也不是说一点运营都不能介入，作为通讯设备商的NEC曾是李嘉诚和黄电信运营商20%的股东，中国电信上市时通信设备商也曾买过相应的股票以表示支持。但从根本上说，要想在商业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获得良好的发展并做到极致，它就不能去太多介入作为自己下游客户的市场领地去竞争。

根据天眼查中的信息，华为海思真正的名称是“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2004年10月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这已经是华为以1年为周期接连两次受到美国制裁了。基本可以肯定，美国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制裁措施出台，进行过冬准备是需要的。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次，华为差一点就破产了，最后是通过出售电源业务（安圣电气）给艾默生获得了7.5亿美元的充足现金流渡过难关的。现在华为的业务相对正常，其危机程度远不如那一次，但是提前做些准备是必要的。如果将海思出售，可以简单看下能获得多少现金流。

海思的业务情况是保密的，外界并不确切知道。不过有一个侧面透露的信息。2019年11月21日上午，在南京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ICCAD 2019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IC设计分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教授给出的数据是842.7亿人民币、2018、2017年分别为503亿、387亿。年增长率2019年2018年分别为68%、30%。

因此，海思如果进行公司估值，市销率按10来算是相当保守的，这样按2019年销售额来估算就是8427亿人民币。如果我们假设其中30%为华为公司员工个人股份，70%出售给如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华为就可马上获得约6000亿人民币的现金。当年将安圣电气出售给艾默生后，任正非说是获得了一个过冬的大棉袄。如果将海思出售，华为得到的就是一个大暖房和一大堆棉袄棉被了。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再将海思业务打包上市，以只赚一倍考虑，就可从股市上获得另外6000亿支持集成电路的发展资金。这比一期大基金的5000亿总金额还要多。

2019年5月美国制裁华为时，中芯国际二话没说，马上就主动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先暂时进入了粉单市场，现在传出要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此次美国一宣布再次制裁华为，国家大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马上对中芯国际注资22.5亿美元，狂扩产能。如果前述金蝉脱壳之计可以迅速实施，当中芯国际的7nm工艺量产时，也可以马上为海芯片公司代工而暂时不触及什么问题。这就可以为中芯国际争取到更多发展的时间。当然，那一天迟早会来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尽最大可能地提升中芯国际的产能和工艺水平。

并不仅仅是中芯国际，需要为海芯片代工的其他芯片制造企业，现在都需要以最快速度提升自身能力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资金的过程，如果单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做，财政负担太重了。而前述金蝉脱壳的奥秘就是通过已有最精锐芯片业务向金融市场释放，在全球范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国内的、中东的、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等等海量游资充分地吸收过来，成为支持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生力军。通过战略反攻，不仅要大量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才，也要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尽最大可能吸引过来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