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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的医疗专家组都是派往亚非拉，现在则派到欧洲的原“八国联军”国家了，估计过段时间，北美也会需要我们的医疗专家组。

这种状况，令中国老百姓心情大好！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有替他们着急“连抄作业都不会”的，还有人想起以前受过的气，表示要“根据心情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

 结果精英们又受不了，吓得面如土色，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可不能这样讲啊， “这种趾高气昂，猛踩他人的话从外部听上去要多刺耳有多刺耳”、“如果有外国舆论把这些话当真，对中国形象无疑是伤害”、“ 这么干都是丢分的，秀的是人性的低限”，云云。

 所以我说中国老百姓可怜，合着我们怎么做都不对？生气不行，自豪也不行，在外国人面前，必须永远温良恭俭让，永远低眉顺眼，永远大气不敢喘，对吗？

 这种状况，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新“友邦惊诧”论。

 在这一体系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体制、文化、甚至人种都失去了正当性，成了不折不扣“国际贱民”，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一切只能看列强的脸色，所以“友邦”是否“惊诧”就变得十分重要。

 1970年，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集会游行，中国并不怕什么“友邦惊诧”；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首都机场矗立的大字标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我们也不担心“友邦惊诧”。

 当然，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展开了。

三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老百姓的激烈话语，本质上是对精英多年来小心翼翼地伺候“友邦”，生怕他们“惊诧”的一种抗议和反弹，是对中国理应获得平等地位和应有尊重的一种民间表述，是典型的话糙理不糙，尽管个别的用词未必准确文雅，但正当性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这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呢？算是吧。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我们老百姓已经站起来了，精英还跪着——这才是这一现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