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神论: 西方给自己立了“反权威”人设,却从来不谈根本问题 |2020-5-9

今天,范老师会为我们戳破一种常见的西方意识形态叙事,那就是所谓的“对权威的反抗精神”。 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下,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乍一听很有道理的说法,比如,最典型的,像是前些年被热捧的《V字仇杀队》中那句“政府应该害怕它的人民”。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种将政府和人民割裂对立的理念,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最后我们会发现,正因为不敢触及像阶级矛盾这类本质问题,所以就只能不

今天,范老师会为我们戳破一种常见的西方意识形态叙事,那就是所谓的“对权威的反抗精神”。

 

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下,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乍一听很有道理的说法,比如,最典型的,像是前些年被热捧的《V字仇杀队》中那句“政府应该害怕它的人民”。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种将政府和人民割裂对立的理念,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最后我们会发现,正因为不敢触及像阶级矛盾这类本质问题,所以就只能不断抛出“坏权威”的靶子,让西方人民有东西可以“反抗”。最终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现实中,西方都擅长塑造出一个坏的、与人民对立的权威形象作为大反派,似乎只要战胜他,一切就都可以解决了,然而在这种思维下,永远不可能真正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范勇鹏: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或者一个政治实体,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存在一个公认的权威。如果没有这个权威,它就称不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习惯于把权威当做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个结果。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西方人苦心孤诣地塑造了一种虚假的反权威观念。

 

有些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像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能做一个守夜人;包括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还有把公权力锁在笼子里,等等。

 

政治学最为典型的就是,把民主和权威构建成两个对立的概念,编造出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或者叫威权政体之间的对立。但其实像威权政体或者权威政体这样的概念,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伪概念。

 

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权威是不好的、权威政体是不好的,是需要改变的。它指向一种regime change,就是制度变革的方向。

 

最近几年,西方制度自己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权威的缺失。所以一些西方政治学者,他会拗着造型来谈这个权威问题。但他们不用权威这个词,比如像亨廷顿、福山这样的学者,他会讲什么呢?讲政治秩序、讲国家能力,他们已经是西方政治学者里面非常有见识的了,但仍然不敢正视权威的问题。

 

其实这种观念的传播,不仅仅只能通过学术理论或者教科书,还可以通过很多文艺作品,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话语。我就拿电影来打个比方吧,比如电影《V字仇杀队》里面有一句名言,叫“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这句话非常典型,就是在鼓吹把人民和政府给动抗起来的这样一种观念。

 

那么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很复杂,简单地讲可能有三条。第一,就是西方这种一神教的宗教思维底色。因为从地中海地区产生了一神教之后,就产生这种“正邪对立”,或者“黑白对立”的这样一种模拟式的思维方式。

 

第二点就是它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传统。说到封建这个词,有可能会有一些歧义,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郡县之变”里的这个封建,它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说国家和社会的基层细胞,基层单元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关联,而是形成一种权力分层的结构。

 

这种封建特权式的或者贵族式的政治制度,欧洲是到近代才消除掉的。印度大概是到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特别是印度人民的反英大兵变之后,才有系统地消除这种封建制度。土耳其、日本都是十九世纪才走出封建时代。

 

第三点是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阶级矛盾。这个很简单,就是马克思讲的,造成了两大阶级的对立。那么这种历史的、宗教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因,确实造成了西方不同阶级之间,个人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对立性矛盾关系。

 

西方的很多文艺作品,比如像去年的作品《小丑》,还有一些老电影,像《时间规划局》、《黑客帝国》,包括像百老汇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等等,很多都是营造了这种观念。

 

它有一定的批判现实的意义,但大都止步于这种罗宾汉式的反抗。最后你去问他反抗什么?靠谁来反抗?反抗之后怎么样?怎么去组织一个新社会?他是绝口不提的。

 

而且实际上,他也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小伙伴读到的,比如从列宁到毛泽东讨论过的那些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西方这些文艺作品里面是有意进行回避的。这种没有前景的反抗状态,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一个常态。

 

所以大家看一看现实中的反抗。比如像2011年占领华尔街,那些人举的牌子上写的是“百分之一对百分之九十九”。他连具体的反抗对象是谁,都不敢讲出来。再比如像法国,从1916年的黑夜站立到去年的黄马甲,都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目标。

 

其实这种反抗在历史上有过一次高潮,就是在七十年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气象员派组织”,加州有一个共生解放军,到处抢银行,搞恐怖活动。包括德国七十年代有一个很著名的组织叫“红色旅”,也有人管它叫红军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我们今天看是有意义的。但是就像《时间规划局》或者《银衣杀手》、《黑客帝国》这些电影里面的那些反抗者一样,他们其实陷入的是一种绝望的反抗。

 

七十年代的这种挫败,让西方普遍地失去了这种反抗精神,陷入一种沉闷状态。比如像老鹰乐队的歌曲《加州旅馆》,里面有一些歌词是深有含义的,比如有一句叫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你靠着吸大麻、玩摇滚乐这种东西,是不可能真正地去打破奴役或者剥削,所以后来有一句歌词叫We are programed to recieve,它其实是一种丧失反抗精神的无奈的叹息。看完这些文艺作品,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会儿共产党宣言,去解一下毒。

 

这些作品并不是真的去反思社会,而且它后来被西方的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所俘获,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有意地向西方之外的世界传播一种人民与政府相对抗的观念。

 

比如像中欧、中亚、乌克兰、阿拉伯等地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各种之春,其实就是这种电影在现实里面的翻版。西方通过这种所谓的颜色革命,成功地打碎了这些非西方国家,结果得到了什么?这些国家的人民无非是让自己成了西方资本和霸权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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