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群雁当中的头雁，不做猴山上的猴王 ”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01 — 近代以来，当西方殖民主义开始兴起以后，中国和日本都曾经是受害者，先后沦为半殖民地。 作为摆脱这种屈辱命运的努力，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明治维新都有很高的评价，前几年，有一部电视政论片
近代以来，当西方殖民主义开始兴起以后，中国和日本都曾经是受害者，先后沦为半殖民地。
作为摆脱这种屈辱命运的努力，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明治维新都有很高的评价，前几年，有一部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更是把明治维新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很多中国知识精英不明白或不愿意承认的是，明治维新，内在地饱含着自我毁灭的因子，这就是脱亚入欧。以明治维新为起点，最后一定会走到1945年8月15日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日本的宿命。
这个时候，一方面殖民主义达到了历史顶点，地球上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日本，全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也达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蓄势待发，在有些地方，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日本的所谓“脱亚入欧”，就是要强行挤进老牌殖民帝国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员，分一杯羹。这就使它既受到老牌殖民帝国（如英、法、以及后来的美国）的反对，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对，日本绝没有可能同如此庞大的力量相抗衡，彻底失败是它必然的命运。
历史不能假设，但仍然可以设问一句：如果日本不是试图做一个取代英法的新殖民帝国，而是全力支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日本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在二十世纪初，有两个国家基本顺应了这样一潮流，结果使二十世纪几乎成了它们共同主导的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情况，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有关民族独立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指出：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
根据列宁的理论，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即以极大的力度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支持国共合作，支持北伐，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经历更多的曲折、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当然，苏联后来的民族利己主义也越来越多了，在赫鲁晓夫之后，逐渐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提出“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并提出了美国的“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
尽管美国的意图是排挤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用一种间接统治的新殖民主义来取代直接派军队占领的老殖民主义，但还是获得了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好感。美苏由于总体上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它们共同成为二十世纪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在苏联开始变质，逐渐保守化之后，承担起了支持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的重任，获得了远远超过综合国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的含义，我的理解，就是美国逐渐丧失其全球领导地位，就是“美国世纪”逐渐走向终结。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漫长的、曲折的、时有反复的，但大趋势应该不会变。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有专文讨论【点击阅读】，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想讨论的仅仅是，中国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显然，中国不能是“第二个美国”。如果中国仅仅是美国的翻版的话，那么“美国世纪”就不会终结。毫无疑问，中国也不能是第二个苏联——我指的是赫鲁晓夫当政之后的苏联。这个阶段的苏联，也缺乏真正的国际感召力。
中国必须提供美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在我们自己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开启一个“中国世纪”——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最终完成。
但是，在这个“中国世纪”里，中国并不是霸权者，而是引领者，是群雁当中的头雁，不是猴山上的猴王。
厘清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谈谈这一段时间被炒得非常热的“千枚核弹论”和“增加军费论”了。
简言之，“两论”仍然是美苏争霸、军备竞赛的思路，而不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路。“两论”的本质，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表现，没有意识到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相反。“两论”的要害，在于其隐含着要颠覆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一变而为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进攻性国防政策。
中国的核战略是毛泽东时代制定的，可以概括为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主要内容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面对核威胁、核讹诈被迫作出的选择，目的在于打破核垄断、防止核战争。中国发展核武器从来不是为了威胁别国，中国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不为别国提供核保护伞，不在别国部署核武器，等等。
中国采取这样的核战略，意味着中国是把核武器首先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这使得中国在世界核大国中，既依托核武器有效地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又牢牢占据着道义高地，保持着政治上的主动权。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需要保持庞大核武库。美苏之所以需要那么多核武器，是因为它们要争夺、维持其全球霸权，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千枚核弹论”如果变为政策现实，势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意味着中国将从此放弃“自卫防御的核战略”，由此会产生什么后果，提出这一主张的人想过吗？
简言之，如果中国真的改变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入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从“地区性守成”转向“全球性扩张”（详见张文木教授的相关论述），则将很难避免步德、日、苏的后尘。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强调一句：我反对改变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绝不意味着不赞成根据国防需要适度强化我国的核威慑力量和调整军费，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舆论战的角度看，“千枚核弹论”和“增加军费论”还有更大的危害。
国际舆论战的现实是，中国仍然处于战略防御，我们并不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缺乏议题设置能力。这就是说，如果西方舆论想把什么议题炒热，这个议题就很容易被炒热，中国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主流媒体太不给力了，很多时候，不得不靠外交官亲自出马，上演时装枪战片。国际舆论战中处于战略防御、内线作战的现实，意味着不少敏感议题不能随随便便地大鸣大放，因为极易招致对方火力覆盖。一个“千枚核弹”，一个“增加军费”，这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将很容易地就把中国塑造成一副军国主义的形象，塑造成急于改变世界秩序的一战前德国的形象和三十年代日本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正是美国近十年来一直试图强加给中国但还尚未得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论”对中国的伤害，可能会远远超过方方“日记”——它将会使中国从舆论上、心理上丧失为世界提供“第三种选择”的正当性。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但绝不走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老路，在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基础上，因势利导，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一切骚动、急躁、冒进、哗众取宠、帝国梦想，都是错误的，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