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网正能量导航网-汉风网资料库

1944年，时局动荡，任正非降生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的一户普通人家里。他童年时最熟悉的两件事，就是饥饿与恐惧。

任正非常说：“我处处都处在人生的逆境。”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任正非谈到年幼时的困苦，“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读高中，任正非也没有穿过一次衬衣，热天也只能穿着厚厚的外衣。同学让他向妈妈要一件衬衣，他不敢。后来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了他两件衬衣，任正非当时直想哭，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了，弟弟妹妹们就会更难了。

不只是穿，吃也是道难题。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上一口白面馒头。“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弟妹妹活不到今天。

“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会有一两个弟弟妹妹活不到今天。”

最终，一个家境不错的同学高中毕业请客，才帮助任正非实现了“吃白面馒头”的梦想。那次，任正非拿到了2/3个白面馒头。那大半个馒头他吃了整整两天，每顿饭都咬上一口，然后再装进口袋。

人饿得多了，方法也就多了一些。“（家里）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发明了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大家围在一起，和和融融。”

无法想象，在贫苦岁月里，一家人也能把“吃美人蕉”吃得那样开心。

然而，苦难总是突然降临。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由于早年在革命队伍中算是有文化的，又是乡间一所专科学校的校长，文革最先从教育界开始，因此任摩逊也最早被打成“臭老九”，每天进牛棚、挨批斗。

“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爸爸，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

当时任正非已到外地读书，是一个同班同学了解到任正非家里的实情，告诉了他，任正非这才得知。

马上，任正非给母亲寄去许多传单，有张传单上写着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就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任摩逊说，是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

“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任正非回忆说，“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在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父亲宁可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的。”

父亲不容易，母亲也不容易。任正非说：“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即使在最折磨人的时期，父母仍告诫任正非：“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任正非听话地照做了，在学校里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二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父母的精神无形地感染了任正非。任正非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说：“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

他还承认：“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人活着简直就像有今天没明天一样，但是任正非一家人熬了下来。任正非自那时起，从不敢忘记保持学习、保持乐观、保持坚强，可他尚未知道，人生这样忍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同样不明白：如果人一出生，就意味着苦难的开始，那么人有没有办法解除痛苦？

1996年的某一天，任正非听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在讲熵与管理的问题，当他听到“熵”这个概念时，如遭电击。

他顿时明白，自己以前所讲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浓缩在“熵”这样一个概念里，包括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

熵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热力学。1856年，鲁道夫·克劳修斯在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时，这样定义了熵——

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分子的热运动总是从原来集中、有序的排列状态趋向分散、混乱的无序状态。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熵总是增加的。

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被称为“熵增定律”。当熵在一个系统内达到最大时，系统就呈现出一种静寂状态，这个状态就是熵死，也称热寂。

简单来说，熵的基本含义就是：混沌，有序性的衰减，惰性，无序性，混乱递增，不明确，衰败等等。而熵增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从井然有序走向混乱无序，最终灭亡的发展过程。

熵本来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的概念，自此便被任正非运用于华为经营之道上。因为任正非发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同样的规律：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熵由低变高，逐步走向混乱并失去发展动力的过程。因此，任正非才经常把华为和灭亡两个词关联起来，让华为人充满危机感。

吴伯凡认为：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系统里，无序性（或者说是“有序性的递减”）是一种宿命，它是一个你无法摆脱的类似于诅咒的东西，有点像地球上的任何物体都没办法摆脱地心引力一样。

任何一个系统，它永远受制于一种命运，那就是无序性，混沌是它的归属。所以有时候熵也被称为熵死，死亡的死，死亡是一个最终的归宿。叔本华也说，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死亡的进程。

随后，在1998年，任正非相继发表了多次内部讲话，诸如《不做昙花一现的英雄》《在自我批判中进步》《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2001年又大谈《华为的冬天》......每一次都把华为和危机、衰退、破灭、死亡联系在一起。

不过，熵减是熵增的反面，唯一能对抗熵增的，就是熵减。

1943年，薛定谔在三一学院的讲台上，面对爱尔兰总统等一众嘉宾，在“生命是什么”的主题演讲中提到：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

负熵，也就是熵减，就是抵消熵增，就是让生命有活力，就是慢一点走向衰败。

薛定谔将生命活力称为负熵，指出自然万物要与熵増成反向运动。同理，任正非也悟出，企业要保持发展动力，需要依靠的就是人的生命活力。

任正非说：“（企业）要想生存就要逆向做功，把能量从低到高抽上来，增加势能，这样就发展了。（于是诞生了厚积薄发的华为理念）人的天性就是要休息，舒服，这样企业如何发展？（于是诞生了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的华为理念）”

任正非正是通过洞察人性，激发出华为人的生命活力，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企业活力。

《熵减》一书中说：人类的DNA里记录了人类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就可以被追溯的本能——贪婪、懒惰、自我欣赏，而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作为一个透彻理解人性的企业家，任正非深知如何用金钱把人类的贪婪转化为动力，从而驱赶走懒惰的魔鬼，让十几万华为人在自我欣赏中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问题在于，哪个创始人可以克服自己的贪婪呢？ 

所以任正非在2011年的公司市场大会上这样说：“公司长期推行的管理结构就是一个耗散结构，我们有能量一定要把它耗散掉，通过耗散，使我们自己获得一个新生。”

“耗散结构”，是1969年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提出的新概念。当时，他通过不断努力，终于研究出如何在不违背熵增定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他也因为在耗散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耗散结构就是一个远离平衡的、能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耗散过程中产生负熵流，使得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

既然熵增定律说的是封闭系统的规律，那么避免熵死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耗散结构。

任正非曾这样解释：“什么是耗散结构？你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就是耗散结构。为什么呢？你身体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变成肌肉了，就变成了坚强的血液循环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会有了，肥胖病也不会有了，身体也苗条了，漂亮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

“那我们为什么要耗散结构呢？大家说，我们非常忠诚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公司付的钱太多了，可这不一定能持续。因此，我们把这种对企业的热爱耗散掉，用奋斗者、用流程优化来巩固。奋斗者是先付出后得到，与先得到再忠诚有一定的区别，这样就进步了一点。我们要把潜在的能量耗散掉，从而形成新的势能。

“因此，我们总是在稳定与不稳定、在平衡与不平衡的时候，交替进行这种变革，从而使公司保持活力。你们吃了太多牛肉，不去跑步，你们就成了美国大胖子。你们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们就成了刘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

——当然，任正非对“熵”的理解也不是“一朝悟道，终生奉行”，他虽然懂得了这个概念和背后的规律，但依旧有陷入迷茫的时候。2002年左右，他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2014年，他在《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 中坦承：“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笔记侠注：当时华为内部都要求公司做小灵通业务，但是任正非决定不做，后来中兴和斯达康因小灵通而大赚特赚，中兴也凭借小灵通缩小了跟华为的差距，华为错过了一次绝佳发展机会，也险些失去市场竞争力），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10年。

“我并不怕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怕来自内部的压力。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内心是恐惧的。”

不是懂得了熵的道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你必须先明白它。

任正非的家乡贵州有句谚语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是形容贵州的气候潮湿，天气易变，多阴雨、晴天少，又地处丘陵，地貌崎岖不平。

这些恶劣的环境因素，也是一种熵。而任正非小时候和家人吃的苦、受的迫害，更是熵。

但人为了不走向熵死，就必须借助势能，这个势能可以是自律、可以是乐观、可以是比别人更认真读书，这才能熵减。

熵减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你想想，别人都在放松，你自己却要认真读书，当然是痛苦。

可是，也只有接受痛苦，人才能更好地活下去，放松虽然舒服，但却会让人快速走向破灭。痛苦和从容，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论是任正非还是我们，生活都是一场修行，一场有关熵增熵减的、有关痛苦与从容的修行。

任正非精神抑郁的最后，是努力走出了阴影，重新拥抱乐观积极的心态，并在华为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变革。华为也逐一打败了对手，开始走向全球化，迎来了新的机遇。

正如毛主席所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

金一南将军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下过这样两句话：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如果皆从个人苦乐出发，那么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虽然任正非无法与孙中山先生和毛主席相比较，但任正非却是毛泽东的学生，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导师是毛泽东！”

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转变成为华为的战略。从他的很多内部讲话、很多思想理念，都能看出他得到了精髓。

任正非也慢慢学着，不再从个人苦乐、个人得失的角度看问题。同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熵”，那就是“众生皆苦”，因此，以客户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帮助客户走向“熵减”。

任正非曾说，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

“任何时候，不管是提供网络设备给运营商，还是探索一项新的技术，开发一项新的产品；不管是与客户交流、沟通，还是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华为公司总是不断地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关注客户的需求是华为服务的起点，满足客户的需求是华为服务的目标。对华为来说，通过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

自己的苦，是小苦；对他人的爱，是大爱。在华为内部长期流传着一句话：用“华为对用户的忠心”换取“用户对华为的忠心”。

华为用这句话表明，自己要对客户投入百分之百的优质服务，从而使客户信任华为的服务质量，并持续选择华为作为合作伙伴。

任正非在2006年的内部演讲《天道酬勤》中说：“1994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讯展，在华为展台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非常地与众不同，但对华为员工来讲，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设备刚出来，我们很兴奋，又很犯愁，因为业界知道华为的人很少，了解华为的人更少。当时，有一个情形一直深深地印在老华为人的脑海，经久不褪：在北京寒冬的夜晚，我们的销售人员等候了8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客户，但仅仅说了半句话‘我是华为的......’就眼睁睁地看着客户被某个著名公司接走了。

“望着客户远去的背影，我们的小伙子只能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咀嚼着屡试屡败的沮丧和屡败屡战的苦涩：是啊，怎么能怪客户呢？华为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知晓啊。由于华为人废寝忘食地工作，始终如一虔诚地对待客户，因此华为的市场开始有起色了......

“定格在人们脑海里的华为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形象是：背着我们的机器，扛着投影仪和行囊，在偏僻的路途上不断地跋涉......”

目标笃定者，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吃该吃的苦，并把自己的苦默默往肚子里咽的。

有所不为体现在华为聚焦主航道，不被短期利益所蒙骗。

当年资本疯狂涌入房地产市场时，华为曾有机会低成本拿下80亩土地，发展房地产，随便就能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但任正非果断拒绝，他说：

“第一，我对房地产没兴趣，第二，我不懂房地产，让我重新拿出人和资源干房地产，我不干，华为永远都不会做房地产。”

之后，华为便在通信领域的主航道中，一路超越，终于挺进无人区，成为众同行望尘莫及的行业先锋。

舍弃利益，也是一种痛苦，但华为今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一份智慧，从痛苦和舍弃中领悟出的智慧。

5月21日，任正非的一份长篇访谈，洋洋洒洒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大气磅礴。可叹的是，表面看起来，他关注的问题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忧虑着的，却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任正非已经开始了一场从他人苦乐出发、不过度渲染个人得失的修行，他看到了“众人之熵”。

不论是美国的打压升级，还是女儿案件的前途未卜，都只是人生痛苦的一部分。痛苦，本来就是任正非最熟悉的老朋友。

按照熵的道理来说，痛苦才能够换来成长、才能换来支持、才能换来从容，因此，专注当下，做好眼下的事才是最重要的。痛苦，本身也是一种修行。

2019年，华为的压力有目共睹，但在央视新闻《面对面》的采访中，任正非却说，华为目前是最佳状态。

心态之平和，居然分毫不受对手的干扰。

早年间，华为的战略部门在进行市场预测时，就预感到了美国商务部迟早会对自己下手，钳制自己的海外扩张。但华为没有因此大惊失色，也没有高声呼吁抵制美国，而是悄悄地藏了一招杀手锏——海思芯片。

2019年，美国下出“电信设备禁令”杀招，但没想到，海思芯片已经厉兵秣马、默默发展壮大了15年，成功地将了特朗普一军。

任正非爱读历史，没有一种历史格局，没有一种对历史走向的成熟判断，如何能够令特朗普的狼子野心失算呢？

相比之下，美国担心华为的技术撼动自己的通信技术霸权，已经开始不择手段，要求台积电等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芯片的公司，都必须经过美国商务部发放许可证，才可以继续供货给华为。吃相开始愈发地难看，这种不择手段，正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

但任正非也始终警示自己和大家：

“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还是真诚与美国科技界、美国企业等等加强合作......美国哪一点好，我们就学习它，不至于与我们的感情有冲突，这没关系。”

任正非强调：“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任正非喜欢说：“华为管理要静水潜流，沉静领导，灰色低调、踏实做事，不张扬，不激动。”

这种灰度，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软弱无能。

金一南将军曾对任正非说：“在美国对华为围追堵截之时，华为想不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伟大的企业都难。”

只听任正非答：

“我们只有胜利，别无选择！”

真像那句诗中所写：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任正非这次“活下去”的修行，不光是活着，还要活得好、活成胜者。

熵的规律，也体现了以终为始的重要性。熵，代表生命终归虚无。人的终结、家庭的终结、企业的终结都是虚无。只有认识到了这样的“终”，才能知道当下的每一件事该如何“开始”。

由于熵增的结果是虚无，那么，我们在努力走向熵减的过程中，正道沧桑则是我们的目标。

任正非说，熵增的过程是舒服的，但结果很痛苦，熵减的过程很痛苦，但结果是光明的。

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看似很傻，总往低的地方流，总往脏的地方流，这些地方都不是人所喜欢的地方，但正因为水流往了低处、脏处，人们的许多需求才得到满足。

当年，华为人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曾在印尼的考察路途中车子陷入了泥泞，众人一齐卧在泥中推车才脱险，起身后已经成了泥人，但还要继续前行；也曾在不通公路的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里，人拉肩扛地把通信基站搬运上山；更曾在法国地阿尔卑斯山里为客户做无线基站搬迁，大雪封山积雪几十厘米仍要坚持完成项目，最终按进度完成了交付......

华为人就像水一样，去最低的地方，去最脏的地方，去最艰难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华为才跨过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2020年5月16日，美国对华为打压升级。5月17日，一位华为员工吐露心声，表示自己对美国收紧管控一事的看法：

“华为接下来的命运，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感到悲观，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焦虑。还有很多事在路上，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中美博弈已经是滔天巨浪，但华为确实有很多像我一样傻的人，我们相信连接人和物的远方，相信远方更广阔的数字洪流。在历史长河中，很多以为的巨浪就成为了浪花。”

“自讨苦吃”和“傻”，全都是华为人的特征。

任正非曾对彭剑锋说：“华为为什么成功，华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个字傻！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标坚定、专注执着、默默奉献、埋头苦干！华为就是阿甘，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

不傻，不足以成人才，不足以成英雄！

没错，傻是一种痛苦，舍己为人也是一种痛苦，但是痛苦才能换来从容，苦难才能换来辉煌，痛苦才能换来熵减，只有熵减才能激发生命的活力。

在痛苦与从容的修行中，有时必须自讨苦吃，才能常常精进，这是修行是要保持的正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今天，华为正在和美国的一些人下一盘大棋，但是比棋落何处更重要的是，用怎样的心态去博弈.

金一南将军这样说：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

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