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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4日，在佛州帕克兰的道格拉斯高中里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17名学生和教职工死亡。

该校的15名学生发起了诉讼，称因警察的不作为导致他们的精神受到了伤害。

在判决中，联邦法官布鲁姆表示，在大规模枪击发生时，警察没有宪法义务保护学生。

很快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教授哈奇森也指出：警察可以坐视有人攻击你，不予制止，这并不违反法律。

▲ 枪击发生时，配枪执勤但并未进入教学楼内保护学生的校警彼得森

警察可以不对公民的人身安全负责，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过于玄幻，但我们将其换一个语境，这就是当下欧美国家疫情防控的现状——

国家可以坐视疫情的蔓延，不予制止，这并不违反宪法。

毫无违和！

1.西方国家是怎么想的？

在枪击案的的判决书中，法院是这样阐述的：警务是政府向整个社会提供的一项服务，用以维护平静、安全和秩序……政府只为“全体公众”这一整体提供警务，不向社会单个成员承担这项义务。

警察对公共治安负责，但并不对个体安全负责。

通过这个貌似不相关的例子，映射出欧美各国的防疫乱象：政府只对疫情负责，但是不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

▲ 英国给医生发放过期口罩，还贴上新标签伪造日期“反正口罩我是发了，能不能保护安全我不管”

什么？在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疫情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难道不是一回事么？

只能说，我们都被我们的政府给“惯坏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人民的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控疫情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响应速度有多快。

从发现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到武汉市、湖北省各市封城，只用了不到三天，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省陆续启动一级响应，全面实施封城，又用了不到三天。

1月22日当天，湖北省全省新增确诊病例只有不到70例，但政府仍然做出了封城决断。在年关之时，九省通衢的武汉当日与外界隔断一切不必要的联系。

可以说，我们的防疫工作在一开始就是当做一场战役去打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指挥全国联防联控，基层和人民坚决贯彻执行，

用最短时间、最大力度一刀切。

但西方国家不是，以意大利为例，意甲比赛照办，马拉松赛事不停，等疫情进一步升级之后，开始“伪封城”，市内公共交通不停，饭店酒吧召开，内部继续交叉感染。

▲ 为了出门放风，意大利人开始“遛毛绒玩具”了

即便到现在，总理孔特强令“封国”之后，意大利的封城力度还是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更令人迷惑的操作是，意大利的局面都糟糕成这个样子了，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还在慢吞吞的采取“温和防疫”的办法，意大利都沦陷了，他们有什么底气和自信能保证本国不会更糟？

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如果美股没有熔断，特朗普还在像复读机一样重复着“疫情不会影响经济”，如果不是NBA球员出现感染，NBA联盟和老板们仍然不愿意停赛。

看看中国的防疫，在看看西方政府的“骚操作”，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大傻X么？

但事实可能不会这么简单，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政府没理由同时大脑短路自掘坟墓。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

我们先想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工人在工地上施工时，

不佩戴安全帽，发生意外时的受伤概率是30%，

佩戴10元的安全帽，发生意外时的受伤概率是10%，

佩戴30元的安全帽，发生意外时的受伤概率是1%，

佩戴500元的安全帽，发生意外时的受伤概率是0.1%，

什么？！为什么最后一种安全帽的价格高出这么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三分货”。

那么作为工地上的工头，该给工人们选哪种安全帽呢

无论怎么选择，潜意识中都是在给生命估价，而背后，算计的是整个工程成本的总账。

假如给所有工人配最高端的安全帽的成本，比配最低端安全帽造成人员伤亡的赔偿成本还要高的时候，资本会怎么选择？

当过度追求安全带来的成本远远大于保证安全带来的收益，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递增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以账面成本作为唯一决策依据的工头，那么你不可能一上来就不计成本的为所有工人戴上最好的安全帽。

只有当发现10元安全帽导致的伤亡太多了以后，工头才会选择升级为30元的安全帽，或是50元的安全帽。

因为工头做的事情是让工程以最具性价比的方式完成，生命的价值在工头眼中只是可以被折算为成本的数字而已。

资本是精打细算的，资本又是冷酷无情的，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么？

为了利益，资本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何况是绞死他人的绳索。

所以西方国家现在逐步升级的温和抗疫策略，就是一个逐步吃亏，逐步算账，逐步提高防控级别的过程。

2.西方国家的经济账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就是在算这么一本经济账。

轻症患者、疑似患者全部收治，医疗系统会带来沉重的压力和支出。

（西方政府没有权力强制要求患者自费检测和治疗，如果要集中检测和收治，就必须由政府买单。）

强制封城，生产中断，经济停摆，产业链将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外贸萎缩、失业率上升、债务增加等多方面问题。

这就是“戴上最贵的安全帽”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是要政府，要社会全体国民所共同分摊的。

更糟糕的是，如此多的新冠患者全部收治，会对医疗资源造成多大的挤兑，其他疾病患者无法得到救治、大量患者涌入造成二次传染等等，这些“次生灾害”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正是基于此，西方政府盘算的是，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不到2%，并且绝大多数为老年人患者伴生并发症死亡。在年轻人当中，新冠病毒只是“升级版流感”，可以通过自身抵抗力痊愈。

所以英国才想出“群体免疫论”，隔离保护好老年和婴幼儿的前提下，让病毒自由传播，寄希望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被病毒所击倒。

▲ 英式“群体免疫”疗法

所以瑞典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患者和疑似患者，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高危人群”。

以小比例患者的重症甚至是死亡为代价，最终保证整个社会的“不停机”。这是一种将疫情风险均布给社会中各个环节的解决方法。

国内的一些学者们，也在帮西方国家算账。

经济学家梁建章在2月份发表了一篇名为《隔离的经济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以流感为例算了一笔总账：

根据历年数据，在整个人群中，流感的死亡率为万分之二（0.02%）。

假设感染致死者的平均年龄为60岁，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那么每个病人的死亡将会导致全社会的平均寿命减少1.5天（20年乘以万分之二得出）。

而如果采取公共政策强力干预管控，导致社会生产中断，GDP下降1%，那么根据人均GDP与人均寿命的关系推算，整个社会的人均寿命将下降10天。

1.5<10，也就是说按照全社会的总账来计算的话，政府强力管控带来的损失反而更大。

所以欧美的防疫模式是动态的、梯度的，一旦发现现阶段“佩戴的安全帽”已经无法满足防护要求了，那就升级为“更好的安全帽”。

中国防疫模式和西方防疫模式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同的。

▲ 3月17日，进入北京新国展转运集散地前，入境人员接受体温检测。

我们想的是，给所有人都配上最好的“安全帽”，是不计成本的尽可能保护每一个生命。

他们想的是动态调控好“安全帽”的使用，在“安全帽成本”和人员伤亡上取得一个平衡，不耽误工程即可。

只要公共卫生系统还能顶住，只要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还能继续，那么部分感染者的死亡就属于“损耗成本”中的一部分。

所以鲍里斯才对全英人民说“做好失去爱人与亲人的准备”。

而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一点。

在感情和道德层面上，我们认为绝不应该把生命的价值量化为经济账本上的数字。

但精打细算与冷酷无情，本来就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天性。

可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就能守住他们的经济阵地吗？

3. 为什么西方的模式是错的？

如果单纯的从可量化的数字上算经济账的话，西方国家的“温和防疫”做法及各路专家的解释，都无可厚非。

但是很可惜，也很残酷的是，防疫抗疫这件事，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笔绝对单纯的经济账。

最大的漏洞在于，他们忽视了疫情发展的速度。

超长潜伏期及无症状感染者决定了疫情极快的感染速度，再加上检测力量的不足，每一次政府评估到的疫情情况，都严重迟滞于当下的真实情况。

用钟南山的话说“美国的死亡率高达3%，这一定是因为感染人数统计不完全。”

也就是说，实际情况远比现有评估结果糟糕的多，政府已经不具备准确的评估出当下疫情的真实状况的能力了。所以基于现有情况做出的响应措施也都是无效无用的。

更糟糕的是，疫情是快速发展的，是瞬息万变的。但梯度防疫力度的升级和实施是层层下达的，是需要时间的。

“温和防疫，梯度升级”后果就是：一步慢，步步慢，防疫手段永远匹配不上疫情蔓延的严重程度。

这就是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疫情无法得到缓和，并且所有人的预估都在朝持续悲观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所以张文宏毫不讳言的说：全球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已经基本不可能，跨年风险将越来越大。

随着战线的拉长，疫情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更严峻的问题会暴露出来。

首当其中的就是金融市场。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股，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的十天里，美股四次熔断，活了89岁的股神巴菲特已经看呆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鲍威尔（现任美联储主席）也懵了，他已经把利率连降100个基点降到零利率，同时还一次性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股还是停不住断崖式的下跌。

美联储已经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根本止不住一泻千里的溃败。

更令人绝望的是，股价跌成这样了，美国八大银行还在表示：今年二季度之前不会回购股票。

因为高盛和花旗他们看出来了，此时的美股还没有见底，美联储想着让华尔街救市，华尔街想着发国难财。

李自成围困北京，守城的明军危在旦夕，崇祯皇帝想让大臣捐资捐财支援守军，喊得声嘶力竭，满朝大臣仍然不为所动。

为什么？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大明没救了。

信仰崩塌了。

在格林斯潘时代，每次降息25个基点（0.25%）就能刺激经济增长，利率就如同美联储掌控市场的大手般强力有效。

在伯南克时代，把利率长期降为0以后，市场还能缓慢复兴，配合量化宽松还能逐步走出2008年的危机。

但是到现在，美联储已经黔驴技穷了，却发现股市依然每况愈下，大跌依然不可遏制。

谁还能有信心，谁还能有信仰？

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的疫情爆发，成为了击垮人们对股市信心的最后一颗子弹。

德意志银行18日发布报告称，美国第二季度GDP‬‬或将同比狂降13%！这种‬‬经济萎缩幅度将是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严重经济萎缩幅度的逾1.5倍。是二战之后全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萎缩。

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各国股市全部应声而倒，全球股市一周之内已经蒸发掉了6万亿美元，超过英法两国GDP之和。

更令人恐慌的是，贵金属、原油、期货的价格全在暴跌，而美元指数还在上涨。

非常时期兜售资产后，捏在手里最靠谱的硬通货的是什么？就是美元！

对疫情控制不力产生的信心不足，传导到金融市场形成恐慌性的绝望。

这是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崩塌，更是人民对疫情控制陷入绝望。

所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联名为美联储支招的信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想温和的控制住疫情保护住经济，不料疫情的爆发却给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4. 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战胜疫情

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在3月10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冠状病毒危机表明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翻译）。

▲ 源自西班牙民主共产党官网（图源观察者网）

文章中有两句话很深刻（可以看做本文之前观点的总结）。

资本主义政府的一系列举措都是将优先维持利润置于其他目标之上，为了人民的健康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是以保证金融资本和垄断集团的利润为前提条件下的。

健康永远不可能是一种生意，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切事情都是生意。

甚至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是以利益为导向的。

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小政府”概念。

在“小政府”的体制下，只有市场规律是有效且合理的，所以一切准则都围绕着需求与价格展开，而政府的强力管控无疑是和市场规律相悖的。

想要利益最大化，就要自由，就不能有强势的政府集中管控（至于自由的边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此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下，政府权力是“邪恶”的，是需要被限制的，是无法得到民众绝对信任的。

▲ 西方的经典漫画，将政府关在笼子里

小布什的经典言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所以人民是对政府高度怀疑的，是可以投下不信任票甚至反对政府的，也就有了西方国家无休止的弹劾游行，包括英国说修个桥得研究五年，本质都是因为政府权力不够大，人民不愿意赋予政府绝对的话语权。

那么代价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既然民众不愿意开放政府的权限，那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对民众强势而有效的负责。

在疫情面前更是如此，既然平时一直在算经济账，那在疫情面前也就没理由算生命账。

这也解释了钟南山在昨天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说的话：要把老百姓的平安放在第一位，哪怕经济承受很大的损失，也要这么做。这可能和有的国家的看法不完全一样。

“这两个月，中国的经济是停摆的，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很多国家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程度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欧美国家也在学中国一刀切的经验，也在学中国的强力封城。

和中国做的比较类似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完全放弃抵抗，佛系抗疫的是英国和瑞典，法国、德国、美国等绝大多数国家是中间派，在逐步提高等级。

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中国的强度，达到中国的效果。

现在达不到，未来就算疫情再比现在严重十倍，还是达不到。

永远都不可能达到。

举一个例子。

在两个多月的社会停摆过程中，我们的水费、电费、燃气费、网费，东北地区可能还有取暖费等，可全部延缴。

欠费不断供。因为会网上缴费的主要还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地区和民众还在采取营业厅缴费或者上门收费的办法。

疫情隔离之后，没办法线下缴费，怎么办？国家给你兜住，欠费全部由国家替你补上，国企，事业单位先把损失扛下再说。

但是在西方，可能吗？基础设施行业高度私有化，资本不可能自担损失。所以一旦向中国一样彻底停摆，整个国家的秩序都会乱了套，将爆发出更大的危机。

所以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就是两杯毒药：要么是温和抗疫，疫情失控导致今天的经济危机；要么是战时状态，整个国家完全休克。

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才能千倍百倍的提高危机是的动员效率与执行能力，而欧美国家政府所表现出短视、低效、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这些缺点，就在大危机面前被无限的放大了。

这是就不仅是“小政府”与“大政府”问题了，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这是根上的问题。

写在最后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进入战后重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苏联也搞出来个“莫洛托夫计划”，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苏联当年的经济发展，就靠这个委员会撑了四十年。

▲ 1979年，苏联发布经互会成立30年纪念邮票

这个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统一分配生产，统一调配产品。

比如规定罗马尼亚就造电机和马达，波兰就造船舶和建筑机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冶金和化学设备。

最后，把大家生产好的产品统一做内部调配，串换着满足各自的需求。

这就是大政府的经济模式，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之内发展非常快，比如保加利亚从1950年到1970年，20年的时间里工业产值增长22倍。

但这个模式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甭管做的产品是什么样，反正有人给你买单，给你兜底，国家垄断就导致产业结构越来越单一僵化，经济活力也越来越差。

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整个东欧和俄罗斯的工业体系这么差，为什么他们造出来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还是苏联时代的经济遗留问题。

▲ 1972年拉脱维亚产的洗碗机，当时拉脱维亚主要负责家电制造，但在现在的国际市场上，几乎已经看不到拉脱维亚的家电

其实当年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这个路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的又快又猛，等到后来暴露出诸多问题以后，我们才发现国家决不能代替市场做经济决策。

这样的越俎代庖，经济发展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才引入了市场经济模式，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共同来推动经济发展。

小政府是尽量少管，市场会自发的给出最优答案；大政府是必须多管，强力保证事事按国家意志运转。

绝对的评判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片面的，双方各有所长也都各有所短。

小政府善于搞经济，但是内部执政上的能力很差，尤其是在大的危机之前，战斗力很低。

大政府恰恰相反，执行能力和危机下的动员能力很强，但是搞经济不是强项。

真正将这两者优点融于一体的模式，其实是中国。

强有力的政府在大事面前具有极大的管控能力，又在经济领域里放开了市场的调控自由。

同时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且用“看得见的手“管好、激活“看不见的手”。

兼具资本主义的活力与社会主义的执行力，我们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至少和现在所有国家相比，我们的政治制度有着更全面的战斗力和更长久的生命力。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制度优势”。

中国，找到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答案。这也是世界的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