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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走进柏林中心区伯爵山街的艾迪卡超市买东西：除了一包绿色的菠菜意大利面，整个得科牌意大利面货架都空了，但是在过道的拐角处仍然有不少巴里拉牌通心粉和普通的意大利面，今天甚至还打折。

照常，此时此刻也不会有太多人。收银台前排在我面前的女人在传送带上放了四包面粉和一些干酵母。

这个超市很早以前是东柏林的一家百货商店，也许不久，说不定在4月就会被关闭并拆除。一位收银员告诉过我，要在这个平房的位置上，建一栋居民楼。

今天，她扫描着我买的东西，显得格外友好。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格外友好。好像每个人都有默契：如果我们必将面临死亡 —当然我们会有那么一天— 之前我们可以彼此友好相处。

因为接受过器官移植，免疫力受到影响，这几周我会比其他人风险更大。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我应该尽量减少我的社交活动。万一感染是很不利的，我应该待在家里。

总会有事做的，没问题，我可以清理储藏室，十年来头一回这么做。我发现了保质期到2013年的罐头食品，到2012年的玉米爆米花，到2011年的鹰嘴豆。如果我们得在这里饿死，我会想它们吗？

我还找到两个黑色的大音响喇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我15岁时买的，当时的人生目标，要拥有一套音响。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用来当凳子的。我把它放到地下室去。

我在家，在我的生命的储藏室里踱步，发现了一袋尿布，还有一些我抱婴儿时搭在肩膀上用的披巾。这个婴儿下个月就要二十岁了。

我想知道，是否有一天，还会有人对这些文件夹和我1999年的纳税申报表及附件材料感兴趣？毕竟，这里面还有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夜蓝色长裤》的签约合同。

这个房间很大，它原来是一个走廊，在房间尽头，我还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父亲在母亲离世前不久买的CD播放器，飞利浦的，铝制的上开盖。我把它当厨房收音机用——瞧，它正常工作了。

在卧室晒太阳，听鸟儿歌唱。

拿起电话-有新的数字吗？罗伯特·科赫疾控中心怎么说？约翰·霍普金斯怎么说？卫报怎么说？每日镜报怎么说？法兰克福汇报怎么说？今天有多少新增病人？有多少人死亡？

在柏林散步差不多快三十年了 ，伴随着这座城市的起伏，波动，盛衰。

最近的一些年，它只是在上升，一路飙升，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我不是很久就算着要跌吗？我期待如此？期待廉价航空公司停飞？虽然我自己并不太愿意坐，也没坐几回。

我想现在，如果柏林所有民宿公寓都重又成为出租公寓，我会感到不高兴吗？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再有豪华游轮，难道我不感到高兴？

我梦想唐纳德·特朗普会被病毒击垮，乔·拜登和伯尼·桑德斯也如此。伊丽莎白·沃伦成为总统——但这也只是个梦。

我这样一个免疫力缺乏而且不再年轻了的男人想不被感染，此时我戴着手套。昨天送来了消毒剂包裹的快递员，今天正送来乳胶手套。

我现在出去时会用它。也许不会，也许根本就不出去。至此建立新的内在世界。我在房间里走路，转圈，溜达。我可以清理掉儿童房，女儿去年已经搬出去了，她的房间现在当洗衣、熨衣间。我很乐意熨衣服，而今可以花很多时间了。

之后我还是出去了，步行到逊豪斯大街上的日用品超市：这里有卫生纸，根本不会售罄，只是品种不齐全了。我买了四层的，有点奢侈——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是我买的最后一包。

卫生纸的追求表现出德国人的屁股特质，但就屁股卫生而言，德国算是一个相当不发达的国家。芬兰，土耳其和日本的厕所，可以向相关区域喷水，这都远胜一筹。

来自意大利的恐怖信息接踵而至。我原本这星期要在威尼斯度过的，此时看来，像是个笑话，尽管我上周才最终取消了邀请。

如果真要发明隔离城市，那儿难道不是最好的隔离地吗？

伊洛娜，威尼斯的一位钢琴老师，在她新近的居家隔离中给我写信说，她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没有学生来了，音乐学校也关闭了。她说，她从阳台上拍摄城市，威尼斯如此空旷，仿佛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意大利一如既往领先于我们。

傍晚，我看了一场在巴黎举行的无观众的、被称为幽灵赛的足球比赛，多特蒙德队在冠军联赛中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队，被淘汰了。可惜。我已经感觉到这场比赛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许明天还有欧洲联赛，然后就要结束了。在转播中，也不再有足球赛的感觉了，球场没有观众，球员们是跳舞的魂，我听到他们的呼喊声在空荡荡的场上回荡。球被脚踢起时的声音很响。

然后有消息传来，尤文图斯有球员被感染了。

我要去倒垃圾，整理出那么多东西。

在走廊上，遇到了弗兰克。

他在前排屋有家商店，出售二手的运动鞋和训练夹克。一家杂货店，偶尔关上橱窗，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会贴扁鼻子的。商店的一面橱窗装饰着《星球大战》的纪念品和收藏品。弗兰克说，伯格海恩俱乐部现在要关张一个月，他和伯格海恩总经理是朋友，他刚刚告诉他的。令我惊讶的是，伯格海恩有四百名员工。

“那么他们现在怎么办？”我问。

弗兰克对此也没有答案。“如果孩子们不再来，如果Easyjet不再着陆，我也很快会有问题的。” 弗兰克有20名员工，今年他的旗舰店保利精品要20周年店庆。还要出版一本书。

在卡斯塔尼亚大道我遇到了托马斯，我们用脚和肘部打招呼。他通常每个月会有一星期去波恩的市场调研公司。其余三周，他在柏林经营。他正要去理发店。

“你还去理发？”

“为什么不呢？”

“你和理发师距离不会太近吗？”

“就再剪一次吧，很快我们大家头发都会太长，顶着长长的发型走来走去。”

他说着，他的知识源源不断， — 上一次大瘟疫，即1918/19年的西班牙流感，传播极广，到处肆虐。所以，这种疾病才让手帕的使用推广到各个层面。他说：“看看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次握手。”

“或者亲吻你的脸。”

他建议一起搬去花园。他的郊区财产森林小屋，棚子是用石棉板建造的。“在那儿我们可以聚十个人，五个女人，五个男人，我们可以讲十天的故事。”

我说：“是的，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熟悉。” “可是，谢谢，最好还是不要。死在柏林也比活在勃兰登堡要好。”

艾迪卡超市消息更新：得科牌架子已经装满，我随手带了三包扁面条。巴里拉牌的架子现在是空的。很空 ，除了非常昂贵的佩拉蒂外，罐装西红柿也卖完了。

沿着与伯瑙尔大街平行的帕斯腾路步行去火车总站。然后，我很勇敢或许是很轻率地，乘上了电车。我要迟到了，尽管我一整天什么也没做。

不，我不是想离开，我不是想离开这城市。我只是想接女儿。她放假了。而且她和我都认为南德大学里的课程不会很快恢复的。

在柏林墙遗址公交站，站着一群学生，几乎所有学生都戴着帽子，背着包，盯着手机。旁边的彩色出租自行车倒着，— 如出租自行车多米诺骨牌。对面连翘花盛开。

在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的魔鬼建筑火车总站前面，我看到数百人中只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人。因为没有？还是因为德国人仍然相信他们都不会有事？

拉杆箱的芭蕾如常，来回忙碌，我想起土耳其，本周首次有了确诊感染。土耳其电视台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土耳其人是否因其基因而不能幸免于Covid-19……如果不是那么悲催，真是很有趣的。

许多旅行者没有戴口罩，而是戴着厚重的耳罩-哦，不，是耳机，甚至是降噪耳机。耳机可能已经坏了，因此听不到新的灾情报告和警告。

女儿和我，她也没有带口罩，从车站大楼走出来，步行回家，我拉着她的手提箱。途中，离火车站不远的日用品店里很少人，架子上却已经装满，我们买了小扁豆、大米和椰奶。还有巧克力。

我的中文翻译叶从上海发信息给我，还发来了她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视频，他们高中了，正通过网络摄像头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在客厅里上体育课，他们现在已经在家快四个星期了。

另一个中国朋友告诫我只能戴口罩离开家，或最好不要出去。她写道：“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控制这种疾病。” 她本人刚刚隔离了14天，因为她从家乡回到了上海。在这段时间里，她在隔离的旅馆里用新的教学软件网络教学。

三周前，我读她们的微信消息，像是读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报告。现在事实证明：我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的。中国早就在了。

在柏林墙公园，这个曾被游客践踏到底的永久性建筑工地，草地现在可以放松恢复了。在裸露的棕色土地上，出现了细细的绿色绒毛，看起来很可爱。

一个童车体操队聚集在广场上孤零零的篮球架下。十二个女人，没有男人，在公共场合扭动着肚子、腿和臀部。一个穿着牛仔裤，其他人穿着紧身裤和运动鞋。甚至婴儿车在锻炼中看起来也很灵活。训练师亲切的指挥口令在公园里响起，母亲们健身为…… 是的，为哪般？

而我呢？我该做什么？写日记？学中文？多年前我曾有过很多很多时间，因为生病，我不是用旧衬衫缝过餐巾吗？我可以再开始。我也可以把所有的铅笔削尖。或者我可以列出该写信的名单。邮箱还会被清空吗？病原体会通过信件和明信片传播吗？难道这不是加缪的灾难吗？

回到公园。

我已经在有机超市买了几个面包。这里可以听到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德语。小孩和狗总得出去遛遛，阳光如此明媚，诱人进入所谓的春天。

一个女孩在雪橇斜坡飞模型滑翔机，她追着，在坡上，跑上跑下，这里似乎就是个沙丘，羊肠小道的尽头露出一些断壁残垣，一片瓦砾堆，上一次战争的遗迹废墟，杂草丛生。

狗吠，鸟鸣。一群涂鸦者，都是小伙子，穿着慢跑裤，在运动场内的墙上喷涂，墙上的涂鸦层又喷上了新的油漆。

强劲的春日阳光此刻正在燃烧，好像有人打开了探照灯，草地，公园，整个柏林，像是通明的舞台，所有的一切都点亮了。

凯蒂和克里斯蒂安妮来见我，一个是翻译，一个是作家。凯蒂说，昨天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庆祝会，她那是在火山上跳舞。

我们保持新的安全距离。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列数着自己所有已经取消的朗读活动和讲座。

我说：“到4月初，我该有五场读书会，一个瑞士的文学节，去中国一个月，在北京有一个书介活动，”。

“去中国？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克里斯蒂安尼说。看来她也一样。她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得像个作家。” “呆在家里，在桌边走动，写作。”

“就是不写，”我说“我还是最好呆在家里。”

晚上晚些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她说，她此刻正在罗森塔街朝着广场方向走着，走在马路的中间。没有行驶的汽车。“这座城市重又回到了我们行人手里。” 她说，“所以，什么事都有它好的一面！”

我喜欢她将如此细微的、几乎不易察觉的延迟融入“行人”这个词中。她很有节奏感，“ 行”和“ 人”之间的间歇把握完美。

在艾迪卡超市，所有水果和蔬菜都卖光了！这，我以前还从未、从未见过。几幢房子以远，贝尔瑙大街的拐角处，原先是柏林墙，还有些东西卖。我买了白菜和一棵花椰菜。

今天，星期天，平时会有一个跳蚤市场，柏林墙公园甚至比昨天更空了。柏林看起来像圣诞节假期：没人出现，没人。呵，已经在柏林墙-遗址举办了二十多年的举世闻名的跳蚤市场被叫停了，这里本可以是块草坪的，而计划作停车场了，现在看来很久不会动工的。

我的父亲，健忘的巨人，出生在战时，他在电话中说：“您觉得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很显然总有一天会停的”

“是的，爸爸，你知道的。”我说。他还认为，至少我会理解他，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

我不再被允许去他的养老院探望他，那实际上是个疗养院，现在太危险了。对他，对我都危险。

坐在书桌边，我能听到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有网的蹦床上蹦蹦跳跳，没个消停。他们不间断的动能中该生产出电流。他们的尖叫声，丝毫不打扰我，相反，我喜欢。 就这样继续下去。

译者：叶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