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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系《证券日报》副总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是2020年4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中宏网主办的第二期“战疫系列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刊于5月1日中宏网。

聚焦“防疫常态化如何决胜脱贫攻坚？”，中宏论坛战疫系列研讨活动（第二场）近日召开。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方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董少鹏，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史英哲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并主题发言。

董少鹏通过历史的纵深与中外对比，就疫情下增加制度自信以及补短板，有效发挥我国资本市场的优势共渡时艰阐述了中肯的意见。

以下是发言实录：

在当前抗疫关键时期，我们一起研讨，一是尽量解读难点问题，二是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首先，从抗疫进程来看，我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我们的抗疫进程与国际社会、国际市场的联动效应，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客观看，我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了冲击，但也展现了较强的韧性。有的专家认为，相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上没有优势，因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是中低端科技和应用。但我想，高中低恰恰是互补的，三个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才能形成持续有序运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刚才获知，美国一些议员和前政要在提议，禁止MSCI指数对中国进行投资。他们的理由是，该指数中有中兴通讯等美国政府予以出口限制的公司。这些迹象说明，在抗疫进程当中，逆全球化、逆市场化、逆多边合作的那些人的冲动还在发酵。

因此，我们既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要统筹国际因素。应当在国际场合多讲解一下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是要形成生产要素的有序循环，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有序循环。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循环，但也都离不开全球生产要素的畅通循环。

大家看到，昨天国际油价大跌，一些石油生产商宁可贴钱，也要让买家把石油拉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还是敏感的，反映了全球能源需求大幅下降。

我认为，中国的体制优势是非常确定的，现在西方一些国家反复对中国制度进行攻击，认为中国体制优势不值得讲，有的甚至说应该改变中国体制。

可是我们看一下，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是不是在市场化以及政府作为方面也做了大量调整？大家都看得到。市场的手和行政的手，是互相配合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目前，西方自由主义者要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守主义者则主张通过政府订货、市场主体代理的方式，把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交给市场。这两个调整方向，实际上还是能找到结合点的。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要有一定的界限，实施必要的管理；市场主体要在规则之下进行自由竞争。

所以，中国的制度优势，我们还是要讲，而且要跟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多加交流。

在前不久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抗疫特别峰会上，总书记对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做了充分介绍。

从我国疫情爆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了10次，政治局会议召开了3次。期间，还有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这些重要会议对于疫情防控和组织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发挥了独特作用。

在疫情发生之初，也有人担心，说这么大的动作，武汉封城，随后其他城市纷纷跟进，很多地方停工停产，这样做是不是过分？在疫情向全球蔓延之后，大家都认为，我们做得是对的。当然，经济停摆之后，它的危害也显而易见。在疫情防控出现阶段性进展之后，我们已在加强复工复产的力度。

这反映了我们中国体制的优势，这是一点。

第二点，近30年来，我国出现过多次先主动“下蹲”，在全球性危机来临时，能够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我们在1994年、1995年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经济增长收缩、投资收缩，市场得到清理。不少市场主体受伤，交了学费。由于整顿在先，1997年金融风暴到来，我们能够比较主动。

2008年，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向全球蔓延。我们在2007年至2008年主动“调结构”，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缩投资，遏制地产市场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反倒是对刺激经济有点措手不及，当时迅速调整政策，放松投资闸门。

2015年我国发生股市异常波动之后，中央对金融市场进行治理整顿。2017年7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6年到2018年4月份，持续开展去杠杆工作。2018年4月，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概念。因为也在执行层面，也出现了一刀切、政策有偏差的情况。所以，2018年4月中央强调要结构性去杠杆，要有针对性地去杠杆。这一轮去杠杆，又有一批企业很受伤，交了学费，甚至倒闭。在我们主动下蹲，把银根收紧、投资收紧状态下，危机又一次来临。

对国家宏观政策的运用，学界有很多争议，但要看到，有强有力的中央是一个优势。凭借这个制度优势，我们能够在“青萍之末”、危机还没有发酵时，提前下手，能够集中统一意志，清理市场当中的一些问题。

就资本市场而言，从2015年大调整之后，整体处于低位徘徊的历史性阶段。长期以来，社会各方面很有期待，都希望资本市场能够振作。希望行情能够走得更强一点，融资能力能够发挥得更好一点。希望能够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通过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版以及新三板获得更多的融资，同时，让上市公司也能够给市场回报。希望这么一个局面出现。但是比较遗憾，我们还没有做到位。

在当前抗疫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满足市场的呼声？我指的不单是股民希望行情上涨的呼声，尽管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满足企业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需要，以及包括普通股民在内所有投资者能够从市场当中得到公平回报的需要。融资者也要接受投资者的约束，对自己的运营进行调整，加强内部治理，包括项目选择、投资谋划，更包括人才竞争。

现在上市公司很多，但不是上市了，就真的转制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控制，大股东代表人、委派的管理人非市场化选聘的问题还广泛存在。如果说市场没有活力，活跃度不高（这里说的活力、活跃度绝对不是指股票炒作），是由于上市公司本身市场化还远远不够。

到4月20日，已经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有1600多家，还有2600多家没有披露。显而易见，一季度业绩下滑是必然的。在目前复工复产还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常态化运行还没有实现情况下，各个市场主体要吸收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要利用好制度基本优势和提前“下蹲”的策略优势，采取有力的举措，加快发展。

很多专家在计算，财政投资、银行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融来的资金，投出去之后是不是都能转化为收益？是否划算？我想，直接融资和贷款部分，应该按照经济学基本原则来衡量投入产出情况。但是，在财政救助方面，在财政资金投入到公共设施方面，不能过于计较经济学的得失。我们要对当前抗疫历史负责，能够扛得住、度过难关，使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表现比较好，这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所以，有些钱没有收益，甚至作为成本投进去，我认为要有决心。

中央政治局在4月17日召开会议，明确要进一步降准、降息、减费、降税等等。有的专家提出，纾困政策不仅要针对企业，还要针对居民。这个建议很好，可以拿出更细化的措施。因为企业纾困方面，在2018年资本市场发生股权质押危机时，已经形成了很多经验，无论是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组织资金，还是通过特定的基金、新组建基金来纾困，都是比较好的办法。

再继续谈一谈资本市场改革问题。

新证券法已于3月1日正式实施。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主要是在法治基础之上，加大执法供给，推动市场化改革。各类投资者、融资者和相关专业服务机构，都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和共同治理资本市场。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出路。

股票定价机制是核心抓手。IPO和再融资定价，都应当紧贴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真正实现市场化。

2020年新中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这么多年来，股市起起伏伏、熊长牛短。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案件，我认为这倒不是很奇怪的事。股市长期不振作的局面更应当受到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定价机制不完善。2004年开始实施IPO询价制，就是让多个机构按照程序反复报价，相互磨合，形成发行定价。现在要推行注册制。其实，不管实行什么制，归根结底要贴近基本面，投资机构要理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不够。总体上，新股发行定价仍然有偏高的情况。所以，IPO和再融资定价，要真正按照市场规矩来，从理念上、操作上、全社会监督上，都要做到。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全社会都来监督IPO定价。不光要监督做假问题，还要实施事后监督。新股定价发行之后，比如说上市半年内比发行价下跌40%，我建议列入诚信警戒，予以必要处罚。

第二个是市场主体，如投资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虽然现在规模逐步壮大了，但是它们的独立定价能力还不强。这些机构追涨杀跌，短线行为还是比较多。当然，从许多公募基金的投资行为来看，已有不小的改观。

当然，目前对公募基金的投资限制放开得还不够。建议在完善信息披露规则的前提下，让公募基金、各类基金在市场当中更自由地买卖股票、债券等。到底要不要在法律上对基金持仓量做过于僵硬的限制，值得考虑。

在定价机制和机构理性这两项工作基础之上，要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对违法违规的打击力度，现在都形成了共识。这也是30年来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形成的重要成果。比如说，对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等行为，除了过去常用的倍数罚，现在增加了比例罚。对非法获取利益者的罚款倍数，已经大大提高了。比例罚呢？主要是针对欺诈发行者的，如果它没有发行成功，根据违法情节，按照拟发行规模的一定比例进行处罚。如果已经成功发行了，可以最高处以发行筹资额1倍的罚款。比如你发行筹资200亿元，除了没收，再罚你200亿元。这是非常严重的处罚了。

当然，除了行政处罚，一些违法者还要面对刑事处罚。但行政罚款力度的提高也十分重要。这是证券执法司法环境的一个重大进步。

虽然2020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机情况，但资本市场还是要有所作为。

在危机下，要坚持深化改革方面不停步。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现在看来，疫情不仅会影响今年第一个季度，甚至会影响全年，影响明年上半年。在这个形势下，我们该怎么看待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想，我们能够在危机中扛得住，在民生方面、就业方面、经济稳定方面稳得住，能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做得比较优秀，就是和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致的。我赞同对今年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微调，GDP增长3.5%或3.7都是可以的。就是实现这个目标，也很不容易了。

今年维持经济增长，还是要靠加大投资。中央已经明确了加大基础设施的思路，包括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在新基建方面，除了根据市场发展节奏加大投资力度的，也可以适当有一些超前动作。公路、铁路、机场、数据工程等可以多做一些，既为以后打下一些基础，也会对稳定当前经济起到提振作用。

关于我们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底应该用多大的力度？是不是要像美联储一样放水？我想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人民币目前并不是像美元一样具有主导优势的货币，所以国内货币政策必须兼顾当前全球的货币政策的动向，特别是美元的溢出效应。美元这样大放水，至少3个月之后，其效应就会向中国蔓延，通过合规贸易方式和违规贸易方式让中国市场转移一部分流动性。这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虽然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压力非常大，资金需求也非常大，但是，对于美元放水的外溢性仍然不可低估。

因此，中国货币政策还是要坚持稳健适度，根据全球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做决策。我们政策储备是充足的，关键看怎么运用。

当前的一个困局是，在抗疫过程中，中美关系存在一些问题。美国朝野对中国抗疫进行抹黑，甚至提出要中国对他们进行赔偿。这种逆潮流的声音很旺。总体上，中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

跟美国要加强沟通，有些方面要进行必要斗争。要研究美国国内政局和经济压力。自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近期，美国股市泡沫刺破了，这本质上是一个周期性的调整。在他们面临较大经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对中国抹黑可能还将持续。

我们要向美方讲清楚市场真实情况，讲清楚经济学原理。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互相交织，不可能分开，各经济体互相抹黑、互相截留、互相对抗，最终都会受伤。

对国内而言，要坚定扩大内需。内需不光指消费需求，也指投资需求，两者都是内需。中国内部市场要做大、做强、做活，让主要市场主体在法治基础上开展市场化竞争。有的企业可能会倒闭，但是只要竞争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市场周期率，都应该允许。把内部市场做强做优，这本身也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中国市场内部竞争充分，也必将吸引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来参与。

中国已经由过去的“世界工厂”阶段发展到“世界市场”阶段。现在，我们不但要成为“世界市场”，还要成为“世界伙伴”。世界市场只是欢迎各方来参与投资和贸易，世界伙伴则要体现规则、信用、责任、感召力等更多的主体功能。

在抗疫大背景下，我们虽然要承受一些压力，要应对外部一些不公正待遇，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高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旗帜。坚持开放，坚持讲道理，坚持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

资本市场应该大有作为，让市场主体依法办事，鼓励上市主体根据市场需要去融资，鼓励全社会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中国市场越是走市场化道路，就越有竞争力。在压力之下，机会也是大把的。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抓住历史性重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