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焕：“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陷阱 ——兼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2020-05-08
【摘 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常被用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现象，部分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国际分工地位、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这些原因在中国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这一概念没有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没有准确反映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在关系中国
【摘 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常被用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现象，部分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国际分工地位、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这些原因在中国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这一概念没有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没有准确反映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道路方向等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并在国内外广泛流行的一个概念。许多人用它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现象，既没有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没有准确反映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能产生误导作用。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科学认识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把握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概况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进入3000—10000美元时，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而难以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状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试图探究所谓“东亚奇迹”背后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避免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险再次发生。报告认为，尽管东亚国家已实现快速增长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危机的风险仍笼罩东亚各国。[1]1 2007年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总结为“中等收入陷阱”，据该报告，拉美和中东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典型区域，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大多数国家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2]17-182010年，世界银行在《强劲的复苏和增长的风险》报告中进一步聚焦中国，认为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个东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可能出现类似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工资成本上升、停留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阶段、无法提升价值链、难以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等问题，中国等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3]27-282012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缩减国有经济规模，才能促进私人部门发展、促进国内竞争、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4]11-12“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后，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很快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取得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导致问题的原因和具体对策等并未达成共识。大体上，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建立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就业人口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5];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中国的资本收益已降为0，这意味着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进行彻底的西化改革，缩小国有经济规模、放松和解除管制、全面减税，才能避免陷入严重的危机。[6][7]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即将或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该观点认为，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如：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高储蓄率发生调整;技术创新“瓶颈”制约;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等等。[8]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构建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流动和交易机制等。[9]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具有技术和产业的后发优势。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潜在的城市化空间能够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经济持续增长存在较大潜力。[10]根据该观点，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或基本上不存在。只要不犯颠覆性错误，经济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第四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不存在或不科学。该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比较狭窄且含义模糊，单纯地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忽视了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他挑战，是一个伪命题。[11]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至多只能是一种现象，而非规律，“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陷阱”的要害，没有说明这种“陷阱”同社会制度的关系，只讲数量关系，却避开了社会制度这一本质问题。[12]这一理论描述笼统、模糊，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与该国采取何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模式无关。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资源禀赋和社会文化传统等不同，所经历的挑战和问题也有所差别，应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从而抹杀矛盾的特殊性。[13]国外对这一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他们从本国发展出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判断标准、跨越及未成功跨越的国家的经济特征比较、跨越路径等进行了讨论，认为提高“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和“中产阶级”比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方向与中国不同。如多数国外学者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政府对市场适当干预使市场有效性提高，加速市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政府能否颁布执行符合本国具体实际的产业提升政策是一国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的重点;不同产业发展时期有效的政府干预和制定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研究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的技术劣势、以及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问题。[14]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人均GDP自2008年超过300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与被认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问题，例如增长速度放缓、产业升级缓慢、贫富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尖锐等。同时，也不可否认，一些人利用这一概念进行炒作，试图引导中国经济改革走向西化(新自由主义)道路。因此，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中等收入陷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等收入阶段国家(或地区)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的，在1996—2005年是10个，到2006—2015年则增加到20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被世界银行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国家，如马来西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近年来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了1万美元，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所谓新常态，落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实和一般规律。“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统计规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停留在表面现象，并没有概括出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从经济和政治制度、国际分工地位、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来看，部分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如下：1.从各国经济制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从不发达国家国家的内部状况来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使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境。马克思当年分析德国问题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指德国———引者注)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5]9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适用于19世纪初德国的情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有重要启示。“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显现。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双重障碍的叠加，再加之于长期受发达国家的支配控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必然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和动荡不安的陷阱。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国家则完全不同，苏联在由相对落后国家成长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发展过程中并未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反，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倒退且一直处于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2.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如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就业困难、创新力缺乏、金融体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孱弱，而与中等收入无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落后国家则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就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或中心与外围相分割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6]578-579在这一体系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如日本、韩国)，绝大多数国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3.从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看，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给相关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所谓的经济救助计划向拉美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政策，即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通过十几年的改革，拉美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却陷入各种危机中而无法自拔。事实证明，拉美国家不是因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而陷入了发展的“陷阱”，而是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才使自己置于发展的困境之中。4.包括政党轮替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治理绩效低下。西方国家的权力更迭和多元博弈的“民主表象”，尽管部分掩盖了西方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属性，却不可能改变其致力于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事实。同时，基于权力制衡原理所建立的多党制等民主制，从来都不是以实现发展为目标，而是以维系妥协分权基础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为首要考量的，这就导致了大量过程繁冗但结果无效或低效的经济政策的出现。政治制度的低效和经济治理能力的低下使得这些国家经济难以持续发展且极易陷入各种危机。三、“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有些矛盾和问题与那些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发现，导致那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也并未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问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以来，仍然保持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将在7—8年内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综合而言，中国存在以下防止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权，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往往只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而不顾及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所谓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高收入陷阱”都是可能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制定方针政策方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能够根据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政策，即便是一时出了偏差、犯了错误，也能够很快纠正过来，从而避免掉入各种“陷阱”。(二)从世界体系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立创新和自主发展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与那些处于外围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5000年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都不允许我们走一条依附发展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党从各种经验教训中也得出结论，必须坚持自主发展。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具有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有利于促进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泡沫式增长，但长期会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市场失灵、金融泡沫等影响。中国始终坚持反对和抵制新自由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强政府监管，特别是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坚持资本项目谨慎放开等。这些举措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形势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奔赴在民族复兴之路上，中国共产党具备了调动一切有利资源，包括掌控引导各类资本力量，服务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战略性规划的能力，也相应确保了中国经济政策最大限度避免了消极政治因素的掣肘，体现出总体连续性和协调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四、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待中国问题应坚持的原则
当前在理论界和舆论界，除“中等收入陷阱”外，还有“马尔萨斯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各种陷阱学说，以及“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等似是而非的学说。有学者指出，这些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和隐含逻辑，如果采用其逻辑，就会陷入其逻辑陷阱。很多所谓的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17]这些理论学说，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缺陷，并未上升到普遍规律的层次。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应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坚持以下原则。(一)不应将个别国家特有的问题总结为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8]153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二)不应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歪曲为制度性问题虽然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保证了我们不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误导了改革方向，给走西方道路提供了口实。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需要引起关注，防止此类问题在我国的发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应明确，有些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并非制度性问题。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会经历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经济危机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则不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根本之点在于，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三)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尽管经济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些问题是需要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渐解决的问题，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完全有能力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学术界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有益于我们澄清相关认识，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现象，“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掩盖了不发达问题的本质，忽视了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本质差别，无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并制定科学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一些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依据而主张中国应当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误导作用，需要高度警惕。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对此概念不加以分析而直接套用，可能会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持审慎态度，虽然在学术界可以深入研究，但在党和国家的主要媒体和公开宣传报道中应尽量少用或不用。与此概念类似，应慎用所谓“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概念，尤其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道路方向等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掌握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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